建立“严打”长效机制初探
江西省修水县公安局 曾五一
自20世纪80年代初，党和国家提出“严打”方针并组织实施以来，“严打”作为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惩治犯罪，维护治安的一项长期刑事政策，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走过了20个春秋，有力地打击了犯罪，促进和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功不可没，但每次“严打”斗争在取得短期性阶段效应后，我国的社会治安状况依然相当严峻。阶段性“严打”没有根本上解决社会治安问题，20年来，“严打”的社会基础，“严打”的对象，“严打”的方式都发生有规律而跳跃变化，为了从根本上扭转社会治安，把“严打”作为一项长期的刑事政策，以江总书记“与时俱进”的思想为指导，建立严打的长效机制很有必要。
一、建立统一的“严打”思想理论体系
1983年的严打，是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据当时的社会治安状态的发展趋势提出来的，当时我国正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文革”十年沉积下来的社会矛盾凸显出来，刑事犯罪迅速飚升；90年代初期，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经济阵痛带来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犯罪象洪峰一样逐年上涨，特别是首都北京连续发生4起抢劫银行杀人案，于是党中央96年4月又一次作出了“严打”的重大部署；世纪之初，随着改革的深入，旧的经济体制不断被打破，而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济运行机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尚难健全，配套的法律制度也不完善，社会秩序混乱和有失规范现象比较严重，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引发刑事案件总量上升，危害增大。特别是在一些城市和乡村，恶势力称霸一方，作恶多端。有些地方的恶势力逐渐演变成为更具有破坏性和危害性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这些黑恶势力甚至染指基层政权，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于是，在2001年4月，中央召开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部署“严打”整治，期望在两年内实现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的目标。
“严打”方针的提出，根植于计划经济，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政治上由人治转为法治，社会关系由封闭的社会转为开放的社会，联产承包首先松动了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农民对田地的依附关系；政企分开和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弱化了行政管理的凝聚力和控制力，单元楼群住宅兴起，淡化了居民互相约束监督的义务感，社区阵地控制能力大大削弱，原来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不灵了。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时刻把握社会治安的脉博，随其跳动而作相应的改变，并提前作出预测施以对策，因此，要求我们以一种科学的具有长期指导作用的思想理论作为指导我们进行严打的思想武器。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方略，是“严打”的理论基础。另外，“宽严相济”、“双基原则”（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也是“严打”理论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建立统一的“严打”法律体系
1983年，在原有《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这是国家权力机关第一次打严打的刑事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但在实质上，“严打”依政策进行，依两高一部的刑事政策进行，显得使“严打”失去了法律根据，依政策而不依法律，毕竟一个权宜之权，随着新《刑法》和《刑诉法》的制定和实施，已废弃了原有的两个“严打决定”，刑事法律更加规范统一。所以我们要以“依法治国”为“严打”的思想基础，就必须统一规范“严打”的法律体系。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严打”的对象显然是爆炸、杀人、抢劫、绑架及黑恶势力等严重刑事犯罪，但我国的司法理论和司法实战中都没有“重罪”与“轻罪”之分，因此，实事求是地建立“重罪”与“轻罪”理论，并施与相区别的刑事打击策略，是建立统一的“严打”刑事政策和法律体系的前提，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把“重罪”从《刑法》中分离出来，制订对其进行审判和科刑的“严厉”法律或重新对“两法”进行调整和修改，在程序上、实体上区别严重刑事犯罪和一般刑事犯罪。
制订统一的“严打”刑事法律体系，就是把“严打”的刑事政策上升为体现全国人民意志的刑事法律，刑事政策的连续性毕竟没有刑事法律的连续性那样旷日持久；刑事政策的严肃性毕竟没有刑事法律的严肃性那样震慑有力，“什么问题突出就坚决解决什么问题，哪里问题严重就抓紧整治哪里”，毕竟是一种权宜之策，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被动措施，只有制订统一的“严打”法律体系，才能保证“严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三、建立统一的“严打”运行机制
“严打”不应是单一抓捕判杀，而是要强调整个社会的综合治理，在建立了统一的“严打”思想体系和法律体系之后，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迅速建立统一的“严打”运行机制。
1、严打仍应实行“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工作方针
三次“严打”为什么总是走不出“打不胜打”的怪圈？根源在于忽视了“打击犯罪并不能根治犯罪”的道理。犯罪率的涨落与国家、社会矛盾有关，而不是仅靠公安机关努力能遏制或通过“严打”达到理想控制犯罪的社会效果，任何作为外力的刑事法律和政策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区域内对犯罪发生作用，只有在消除或者至少减少社会矛盾与 社会结构中诸多致罪因素的提前下，“严打”才能发挥其预防犯罪的功能。
2、改变现在不适应“严打”的司法体制
纵观我国的三次“严打”，无非是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司法机关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严重刑事犯罪，但这些工作对司法机关而言，本来就是法律赋予的职责，即使无有“严打”的提法，对严重刑事犯罪，司法机关也应在法律规定的幅度范围内，依法从严、从重。为了真正做到“严打”，就应改革现有不适应“严打”的司法体制，现在在司法体系中，“严打机构”是临时的，应建立长效的、完备的“严打”司法体系，如在公安机关建立“重案刑侦队”，检察机关另设“重案检控部门”，法院建立“严重刑事犯罪审判庭”等等。
3、进一步落实专案督办制度
对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有关单位要落实专门力量，做到专案专办，在落实各项保密措施的基础上，由领导逐级挂帅、督办，掌握进展，落实措施，动用各种侦查手段力求除恶务尽。
潍坊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行政调解工作规定的通知
山东省潍坊市人民政府
潍坊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行政调解工作规定的通知
潍政发〔２０１3〕5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各重点企业，各高等院校，各人民团体：
《潍坊市行政调解工作规定》已经2012年12月28日市政府第13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结合各自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潍坊市人民政府
2013年1月15日
潍坊市行政调解工作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推动行政机关主动、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号）、《关于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综治委〔2011〕10号）、《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行政调解，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规定，对与本机关行政职权有关的纠纷，通过疏导，促使各方当事人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协议，从而解决矛盾纠纷的一种行为。
第三条本市各级人民政府、政府各部门以及其他依法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机关）开展行政调解工作，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行政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公正、及时的原则。
第五条行政调解的范围：
（一）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产生的行政争议。
（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产生的与行政职权有关的民事纠纷。
第六条行政调解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开展工作。
第七条在行政调解活动中，纠纷当事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接受、拒绝或者终止调解；
（二）申请有关调解人员回避；
（三）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第八条在行政调解活动中，纠纷当事人承担下列义务：
（一）遵守调解规则；
（二）如实陈述纠纷事实，不得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三）自觉履行调解协议。
第九条行政机关调解纠纷，应当防止矛盾激化。
第十条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建立行政调解工作机构，配备与行政调解工作相适应的行政调解人员，落实行政调解办公场所和相应的设备设施。
第十一条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建立行政调解联席会议制度、行政调解员选任制度、行政调解员培训制度、与人民法院联络制度、行政调解分析报告制度。
第二章行政调解的启动
第十二条申请行政调解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必须是与所申请调解的争议纠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
（二）有明确的被申请人、具体的调解请求和事实依据；
（三）申请调解的争议纠纷与该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有关；
（四）申请调解的争议纠纷具有可调解性。
第十三条下列调解申请，行政机关不予受理：
（一）已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
（二）已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复议的；
（三）已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请求行政机关协助调解的除外)；
（四）当事人有一方不同意调解的。
第十四条行政调解可以由一方当事人申请，也可以由行政机关依职权提出。
申请行政调解，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口头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当做好记录。
人数5人以上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推选1至3人代表参加行政调解。
第十五条行政机关收到行政调解申请后，应当认真审查有关材料。符合条件的，应当在5日内告知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同意后，启动行政调解程序。
被申请人不同意行政调解的，应当在5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十六条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行政调解案件登记制度，明确工作流程，实行行政调解人员首问负责制。
第十七条两个以上行政机关都收到行政调解申请的，由具有相关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受理；两个以上行政机关都有管辖权的，由最先收到行政调解要求的行政机关办理。行政机关对管辖有争议的，由行政机关协商受理；协商不成的，报同级政府法制机构指定管辖。
第三章行政调解的进行
第十八条行政调解启动后，行政机关应当在调解7日前将调解的时间、地点通知当事人。
调解涉及第三人利益的，应征得其同意。第三人不同意的，终止行政调解。
第十九条对重大、复杂、疑难的争议案件，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应当主持行政调解；其他争议案件，由当事人从公布的调解人员名单中选择调解人员或由行政机关负责人指定调解人员进行行政调解。
第二十条行政机关调解纠纷，根据需要可以邀请有关单位、专业人士或者有关公民参加，被邀请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予以支持。
调解跨区域、跨部门的纠纷，相关单位应当予以配合，共同做好行政调解工作。
第二十一条行政调解开始时，调解人员应当宣布调解纪律，核对当事人身份，宣布当事人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宣布行政调解人、记录人的身份，询问当事人是否要求回避。
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一方因正当理由或经对方当事人同意，不能按时参加调解或中途退出调解的，调解主持人可以决定延期调解。
第二十三条在行政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如实陈述自己的观点，不得采取暴力、威胁等方法影响行政调解的正常进行。
第二十四条调解人员应当依据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本机关收集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找准纠纷焦点，引导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调解协议。
第二十五条行政调解达成协议的，调解人员应当组织当事人签署调解协议书。行政调解协议书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行政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行政调解协议书由当事人各执1份，行政机关存档1份。
第二十六条行政调解协议书一般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二）纠纷事实、争议焦点及各方责任；
（三）协议履行的方式、地点和期限；
（四）当事人及其他参加人员签名；
（五）调解机关名称。
第二十七条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终止行政调解。属于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的纠纷，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第二十八条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又提请仲裁、复议、诉讼的，视为放弃调解，调解终止。
第二十九条行政调解应当自启动之日起60日内终结。遇有特殊情况需延长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需要第三方专业机构作出鉴定、认定或裁决的，鉴定、认定或裁决所需时间不计入行政调解时限。
第三十条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调解时，需要当事人所在基层人民调解组织配合的，可以向当事人所在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发出邀请。当事人所在基层人民调解组织接到行政机关邀请后，应当指派调解员配合行政机关开展调解。人民法院在进行司法调解时，需要行政机关配合的，行政机关应当予以积极配合。
第四章行政调解终结
第三十一条行政调解终结后，行政机关应当及时组织对各方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情况进行回访，督促调解协议的实现。
第三十二条行政调解案件要按年、月、日归档编号，做到一案一档。文书归档顺序为：
（一）行政调解卷宗目录；
（二）行政调解申请书或口头申请笔录；
（三）行政调解告知书；
（四）有关证据材料；
（五）行政调解协议书或行政调解终结材料；
（六）送达回证；
（七）卷内备考表。
第五章监督考核
第三十三条市县两级政府具体负责对所属部门和下级政府行政调解工作的指导、监督、考核、培训工作。市县两级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第三十四条行政机关应严格履行职责，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对行政调解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由市县政府予以表彰奖励。
第三十五条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受理行政调解申请，或者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调解职责，贻误纠纷调处时机，造成恶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或其他严重后果的，由监察部门按有关规定和程序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六条各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案件统计分析报备制度，每年7月10日和次年1月10日之前分别将半年和全年行政调解办案情况报市县政府法制机构。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七条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调解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八条本规定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8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