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坚决查处“黄、赌、毒”违法行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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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坚决查处“黄、赌、毒”违法行为的决定
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坚决查处“黄、赌、毒”违法行为的决定
（1999年6月30日深圳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2002年8月23日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修正）
为加强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决查处“黄、赌、毒”违法行为，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城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深圳实际，制定本决定。
一、本决定所称的“黄”，主要是指以下行为：
（一）介绍、容留、引诱、强迫、组织他人卖淫的；
（二）从事卖淫、嫖娼以及在公共场所招嫖活动的；
（三）制作、复制、出版、印刷、走私、贩卖、传播淫秽和色情物品的；
（四）利用国际互联网络和电讯工具传播含有淫秽、色情内容的文字和图像的；
（五）利用娱乐、服务性场所从事淫秽活动的；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它形式的淫秽活动。
本决定所称的“赌”，主要是指以下行为：
（一）从事赌博经营活动的；
（二）在公共场所设赌的；
（三）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场所、赌具和其他便利条件的；
（四）以营利为目的赌博且赌资数额较大的。
本决定所称的“毒”主要是指以下行为：
（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
（二）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
（三）非法持有毒品的；
（四）非法吸食、注射毒品的。
二、各级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各级司法机关应当坚决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坚决依法查处“黄、赌、毒”违法行为。
三、公安机关应当在打击治安刑事犯罪的同时，加大对“黄、赌、毒”违法行为打击的力度，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罚款、行政拘留等处罚；或者依法采取收容教育、报经市劳动教养委员会批准采取劳动教养等强制措施；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娱乐、服务性场所经营者的监督和管理。发现经营者从事“黄、赌、毒”违法经营活动的，应当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并给予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其营业执照。
五、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娱乐场所、文化市场的稽查、管理，发现“黄、赌、毒”违法行为并且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依法没收其有关经营物品及违法所得，并给予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责令其停业整顿，或者吊销文化经营许可证；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及时移交或者通知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
六、医药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可以用于制造毒品的麻醉、精神等药品的管理。
七、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履行法定职责，积极配合对“黄、赌、毒”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
八、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要建立、建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度，并定期将查处“黄、赌、毒”违法行为的情况向市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不认真履行法定职责，疏于管理，对“黄、赌、毒”违法行为查处不力，造成恶劣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要对直接责任人员或者主管领导给予行政处分；因玩忽所职守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九、执法人员或者其他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执法犯法，掩护、包庇“黄、赌、毒”违法行为，为违法者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开脱责任的，由有关部门给予撤职、开除公职的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或者事先通谋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各级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引导、鼓励、支持居委会、村委会以及股份合作公司通过订立村规民约等方式，预防、抵制“黄、赌、毒”违法活动。对预防、抵制“黄、赌、毒”违法活动成绩突出的，要给予表彰和奖励；对预防和抵制不力造成“黄、赌、毒”违法现象较严重的，应当予以通报批评，并可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
各级政府和其层组织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吸毒人员的监控和对已戒毒人员的跟踪教育，提高戒毒质量、降低复吸率，遏制吸毒蔓延。
十一、学校、监护人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护，切实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接触、参与“黄、赌、毒”违法活动，受到“黄、赌、毒”侵害。
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或者司法机关对引诱、教唆、利用、强迫未成年人从事“黄、赌、毒”违法活动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十二、娱乐、服务性场所的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从事“黄、赌、毒”违法活动或者为从事“黄、赌、毒”违法活动提供便利条件，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对单位给予行政处罚，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放任“黄、赌、毒”违法活动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对单位给予行政处罚，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经营者应当配合有关部门的执法活动，不得拒绝、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对拒绝、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三、房屋出租人不得将房屋出租给他人从事“黄、赌、毒”违法活动。出租人发现利用出租屋进行“黄、赌、毒”违法活动的，应当予以制止或者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房屋出租人发现利用出租屋进行“黄、赌、毒”违法活动而不加制止或者不报告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十四、国家工作人员参与“黄、赌、毒”违法活动的，除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所在单位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五、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和新闻舆论单位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加大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使全体市民做到知法、懂法、守法，增强自觉抵制“黄、赌、毒”的能力。
十六、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公布查处“黄、赌、毒”举报电话。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黄、赌、毒”违法活动都有权向有关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认真进行调查和处理；发现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及时移交或者通知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并告知举报人。
有关部门应当严格为举报人保密，坚决打击任何对举报人进行报复的行为。
接到举报的部门对举报查证属实的，可以对举报人给予奖励，奖励标准为罚没金额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最高不超过三十万元。
十七、新闻单位应当加强对政府有关部门查处“黄、赌、毒”违法行为的舆论监督工作。
对有“黄、赌、毒”违法行为的经营者，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有关部门可以将查实后的情况在新闻媒体上予以公布。
十八、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生效，《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我市深入开展禁毒斗争的决议》同时废止。
徐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徐州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的决定
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政府
徐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６７号
《徐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徐州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的决定》已经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市人民政府第三十七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起施行。
市长 于广洲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徐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徐州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的决定
一、第一条“城市生活困难居民”修改为“生活困难城市居民”，“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修改为“根据《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结合本市实际。”
二、第二条修改为：“保障对象是具有我市非农业户口，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
前款所称投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取得的除国家规定优抚对象享受抚恤金、补助金外的下列各种收入：（一）各类工资、资金、补贴、退（离）休金；（二）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三）领取的救济金、失业保险金、养老保险金；（四）充抵工资、奖金或带有福利性质的实物收入；（五）其他收入。”
三、第三条修改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根据当年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指数，考虑生活所需住房、水、电、煤（燃气）及未成年人义务教育费用后确定。
市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市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各县（市）、贾汪区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其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制定，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市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
四、第四条修改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资金由财政负担。市区保障资金按市政府确定的比例由市、区财政分担；各县（市）、贾汪区所需资金由本级财政负担。
市、县（市）、贾汪区民政部门应当于年底前提出下一年度的分季用款计划；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按计划分月拨付。”
五、第五条修改为：“市民政部门具体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
各县（市）、区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和镇人民政府（以下统称管理审批机关）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审查、批准工作。居民委员会根据管理审批机关的委托，可以受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申请以及管理、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物）。”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六条：“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城市居民，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应当参加由其所在的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公益性社会服务劳动。”
七、删除第二章内容。
八、删除第十二条。
九、第十三条修改为两条，作为第七条、第八条：
１．“第七条 城市居民申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应向户籍所在地居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由居民委员会报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审查；经调查核准后，审查机关将审查意见和有关材料报县（市）、区民政部门审批。符合条件者，由审批机关批准并发放《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济（补助）金领取证》，并报市民政部门备案；不符合条件的，审批机关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发生变化，需要办理停发、减发或者增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手续的，参照上款规定执行。”
２．“第八条 领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济（补助）金领取证》的保障对象，根据下列不同情况按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一）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及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或扶养人的，全额享受；
（二）尚有一定收入的，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享受。
管理审批机关应当对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保障对象进行定期审查。全额享受的保障对象可以每年审核一次，其他保障是对象每季度审核一次。对审核中发现家庭人均收入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办理停发、减发或者增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手续；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停止发放保障款物，收回并注销其《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济（补助）金领取证》。”
十、删除第十四条。
十一、第十五条改为第九条，“保障线”修改为“保障标准”。
十二、删除第十六条。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一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人员，不予保障：
（一）无业、失业的保障对象无正当理由两次不接受劳动部门就业安排的；
（二）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多生造成生活困难的；
（三）因吸毒、赌博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
十三、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二条，修改为：“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提供的捐赠、资助，应当全部纳入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保障资金的使用应当专项管理、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和审计部门的定期检查、审计，接受社会监督。具体使用管理办法，由同级财政、民政部门会商后另行制定下发。”
十四、第二十二条改为第十六条：“市属综合医院免收挂号费，普通住院床位费、基本手术费和大型设备检查费减收２０％”修改为“医院按规定减免医疗收费”。
十五、增加两条，作为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１．“第十七条 用水主管部门对保障对象家庭的水费给予适当减免。”
２．“第十八条 房产行政管理部门对保障对象租住的公房适当减免房租。”
十六、第二十三条改为第十九条，修改为：“保障对象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冒领或多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由发证机关追回已领取的全部或超额保障款物，并给予警告或通报批评，情节恶劣的，处冒领或多领金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
十七、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条，修改为：“对从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有关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对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家庭拒不签署同意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意见的，或者对不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家庭故意签署同意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意见的；（二）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贪污、挪用、扣压、拖欠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的。”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城市居民对县（市）、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作出的不批准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减发、停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的决定或者给予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十九、删除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
二十、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市民政部门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本决定自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日起施行。
《徐州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发布。
刑事诉讼发展的方向不容挑战！
——评《最高法院刑诉法解释》僭越律师权利之250条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最高法院刑诉法解释》）中第250条关于法庭秩序的规定引起舆论大哗，该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严重违反法庭秩序，被强行带出法庭或者被处以罚款、拘留的，人民法院可以禁止其在六个月以上一年以内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身份出席法庭参与诉讼。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可以建议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停止执业、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等处罚”。这是公然挑衅律师权利、动摇刑诉基石、破坏司法独立的重大事件，最高法院的图谋注定不可能得逞，最高法院绝不可能改变“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就是扩充辩护制度的历史”这一刑诉发展的基本规律。
《最高法院刑诉法解释》250条既无法权依据，也无法理依据，论理不能成立。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若无直接法源，通常应该按照有利于弱势的一方进行解释，这应成为司法解释的一条原则。很遗憾，我们没看到最高法院对具有强势地位的检察官权力有任何限制性或惩戒性的解释，却看到了对处于弱势的律师下了重手，这是很不恰当的。
《最高法院刑诉法解释》破坏了审判公开的原则，最高法院的立法理由是有律师发微博等所谓“激烈行为”，使法院感受到了压力，因此必须教训律师。其实，在现代社会包括司法领域在内，都要强调公开透明，以不公开为例外，这也是贝卡利亚以来的训诫。而审判公开一直是我国的弱项，这个工作只能加强，而不是靠重新束缚律师手脚，回到封闭时代。而封闭时代往往意味着黑箱时代，也是恐怖时代来临的前兆，我们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最高法院刑诉法解释》破坏了审判中立的原则，我们没有在解释中看到对于检察官权力的设限，况且检察官还是“官”，而律师是民。如果同样限制的话，也应该将检察官和律师等一视同仁，而不应单独将律师设为“另类”，专条“伺候”。
《最高法院刑诉法解释》是对当事人对等原则的破坏，可以想见，律师被法院解除武装扫地出门之后，失去了律师的辩护或代理，法庭的天平将即刻发生倾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或被害人将处于何种境地，这将给他们带来多大的不便，甚至将可能毁掉他们的一生，我们的法庭还有何公正可言？我们的检察官会更害怕和拒绝与律师为伍，反对控方由律师代诉的制度推行。
关于《最高法院刑诉法解释》引起的律师与最高法院的斗争，性质非常严重，辨明是非意义重大。
这是围绕以“小宪法”《刑诉法》为代表的中国法治是向人权型还是向国家型转变的一次较量。著名刑法学者马克昌先生的临终学术遗言是，国家刑法转向市民刑法是中国刑法的根本问题。同理，刑诉法是继续固守国家的立场，还是逐步转向人权的立场，也是刑诉法的根本问题。最高法院的举动是在强化国家权力还是在服膺市民社会的发展共识？大家有目共睹，拭目以待。
这是最高法院是计划型还是市场型的一次大暴露，显然最高法院仍然沿着惯性思维，试图把自己高高在上，拒绝认同模范市场国家法律职业共同体应该以律师为主的观念，僭越律师权利，打压律师生存空间。没有和市场机制配套的法律体系绝不可能建立起稳固健康的市场国家，最高法院究竟想干什么？在开历史倒车？！
这是最高法院明确拒绝司法改革，试图恢复弹劾式、纠问式审判的一次预演，连律师都可以随时拿下，何谈抗辩式审判的建立？何谈当事人主义的建立？这是最高法院对审判文明的根本性颠覆！至少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粗暴践踏。
《最高法院刑诉法解释》是人道干预型还是霸道干预型？显然最高法院丝毫没有考虑到当下司法实践中律师的困境，不能正确对待律师亲身或发动的有限的、合法的民间抗议活动（这些活动不过是确保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的无奈之举或有益尝试），不是以同等方式、同等力度回敬律师，而是滥用司法解释权，侵越司法部和律师协会之权，进而非法采用国家强力手段对付律师，竟然要把律师驱逐出法庭达一年之久。一年之后律师若还不知进退，法院还可继续适用此条，直至彻底驯服律师为止，把“法院”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这分明是私设法院。
要司法民主，不要司法专横。毋庸讳言，律师是市民社会的产物，是市民维权最可信赖和最可依靠的力量，是数千年国家权力转化为公民权利的化身，肩负保障人权和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的重任。法院以公正为业，失去公正将毫无例外变成专制或专横，法律不过是公认的是非标准，不能高高凌驾于普通公民的认知标准之上，这是司法民主存在的社会和理论基础。最高法院动辄对律师严词厉色，甚至“罚下场”一年半载，律师不禁要问一只羊如何比另一只羊更公正呢？仅仅因为它有“权”吗？
历史是血的教训写成的，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律师，没有律师制度。在有了律师制度后，律师制度的存废直接关乎国家兴盛衰亡。在纳粹时代，《特别法院组织法》几乎彻底毁弃律师，德国律师成为彻底无权的人。在极左时代，中国律师制度被连根拔起。于是人治开始了，大难接踵而至。
“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就是扩充辩护制度的历史”，也就是律师发展壮大的历史，也就是公民的力量相对于国家公权而终于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历史，人权始有保障，国家始敢称法治。
我们等得到《最高法院刑诉法解释》250条体面退出历史舞台，感谢最高法院对《刑诉法》适用的参与。
杜兆勇
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号人济山庄2号楼105室
1000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