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浅析物权变动中的善意、恶意

刘成江


一、民法学中善、恶意的概念界定、判断标准及其在物权变动中的适用处境
　　善意、恶意是行为人对他所实施的行为及其后果的一种心理状态，是民商法上的重要范畴。善、恶意的区分，是适用法律的逻辑结构中认定法律事实这一小前提中的内容，关系到以法律评价系争事实对于拟适用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是否有作用。尽管善、恶意的法律适用起源于罗马法，但至今，关于“善意”与“恶意”的概念界定仍然是众说纷纭。近现代民事立法大多在以下二种意义上使用“善意” 一词：一是指行为人动机纯正，没有损人利已的不法或不当目的的主观态度；二是指行为人在为某种民事行为时不知存在某种足以影响该行为法律效力的因素的一种心理状态。再者，民法学对善意的判断有“积极观念说”与“消极观念说”两派观点，前者要求行为人在为某民事行为时“相信”其行为有法律依据或其行为相对人权利合法，依该说，善意无法与“怀疑”并存；后者仅要求行为人“不知”、“无法知道”或“不应知道”其行为无法律依据或其行为相对人缺乏合法权利， “有怀疑”的情形并不被排除在外。善意的反面则是恶意。在民法上，关于行为人“明知”其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或其行为相对人缺乏合法权利作为恶意无可非议，但对于“应当知道而不知”的情形则莫衷一是。有的学者主张“无怀疑，且尽到相当注意而仍深信不疑方为善意”，即“应当知道而不知”为恶意。各国有关善、恶意的具体认定，也存在差异。如德国民法规定受让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的情形，不为善意。日本民法则规定受让人须为善意且无过失时，方可适用善意取得，要求比德国民法要严格一些。
　　笔者认为，只要行为人“不知”、“无法知道”或“不应知道”其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或其行为相对人缺乏合法权利，即推定为善意；若能证明行为人“明知”，则判定为恶意；对于“应当知道而不知”（即过失）的情形，可作具体分析：若行为人因欠缺一般人起码的注意，为重大过失，依“重大过失等于恶意”规则，推定为恶意；若因“欠缺有一般知识、经验的人诚实处理事务时所需的注意，为一般过失；而若缺乏极谨慎、勤勉和精细的注意，为轻微过失”；这两种情形可不认定为恶意。由此可知，善意的概念可界定为“行为人不知，无法知道、不应知道或因轻微、一般过失而不知其法律行为缺乏权利基础的主观状态；恶意的概念可界定为”行为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其法律行为缺乏法律依据的主观状态“。
　　在物权法中，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的善、恶意在以下处境适用：原属A财产现被B占有（或为登记名义人），在B 无处分权的情况，第三人C与B交易并试图获得该财产所有权。在此处境，若第三人C不知道，无法知道、不应知道或因轻微、一般过失而不知道（以下简称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B无处分权时，法律认定C 为善意；相反，当C知道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B无处分权时，则法律认定C为恶意。用法律关系模型表示即：A（事实所有权人）—B（法律所有权人）—C（第三人即交易相对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所有权人A与C 进行交易，则因A作为所有权人有当然的处分权，此情形下，法律无有评判C的善、恶意的需要。用关系模型表示即：A或B（即在事实所有权人A与法律所有权人 B重合的情形）（这一点特别重要，人们往往忽视其重合的情形或视重合的情形为上述：A（事实所有权人）—B（法律所有权人）—C（第三人即相对人）的情形。这是造成对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善、恶意认知混乱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重点。）—C（交易相对人）。所以，对物权变动中善、恶意的探讨，是在A—B—C这一法律关系模型中进行的。在此关系模型中，A并不参与交易关系，交易关系当事人为B与C ，对C的主观状态究为善意或恶意的法律认定及进一步的责任追究，仅作为平衡原权利人A的静态物权保护与第三人C的交易安全保障的码键。
　　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善、恶意的适用处境有二：一是属A物权客体被B自主、和平、公然占有且达一定期间，在B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自己无权占有的情况下，法律可否允许B依时效取得制度取得该物权客体；二是添附制度所导致的动产所有权变动的情形。若添附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添附材料非属自己所有时，能否阻却其获得添附物的所有权，以及恶意在失权者债权法救济中意味着什么。
　　二、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的善、恶意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善、恶意的认定，因立法模式不同而有不同。大陆法系各国立法，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即物权变动的意思主义、债权形式主义和物权形式主义。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弊端已成共识。目前学术界争论最大且定论难成的是，我国物权立法究采债权形式主义还是物权形式主义。反对物权形式主义者的“最锐利武器”就是：“如果买受人已将标的物转卖，第三人即使属于恶意也能取得所有权。出卖人不能对该第三人行使任何权利，他只能向买受人请求返还转卖所得价金。”
　　由上文可知：探讨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的善意与恶意，非在A—C法律关系模型中进行。只有在A—B—C法律关系模式中，因出现了人与物法律关系上的事实所有权人与法律所有权人的分离，才使得C的主观可责难性与否的法律考察成为可能和必要。若C知道或因重大过失不知道B无处分权而受让本属A财产，则C主观上构成恶意；相反，C不知或不应当知道，即属善意。我本人的研究认为：这些情况仅属于问题的“一般性状态”。这种一般性状态应包括“占有委托物和占有脱离物”两种情形。（公示公信原则的适用是对实际无权处分者依公示方式的有权推定，而所谓“无权者的有权推定”，就已经包涵了事实所有权人与法律所有权人的分离；善意取得的概念中的“买受人出于善意受让出卖人无权处分的他人动产”，也已经表明了事实所有权人与法律所有权人的分离。占有脱离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也是公示公信原则得以适用的情形，对此等问题的考察，容后进行。
　　现在，我们将重点放在对问题的“非一般性状态”的探讨上。所谓非一般性状态，笔者认为是在“占有交易物”下的状态。其适用处境如下：A将己所有的或者有权处分的财产依买卖行为移转予B， B受让该财产后又转让予C.此处境下，设C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道AB间的财产转让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C在主观上是否构成恶意。因各国立法所采物权变动的立法主义不同，对C是否在主观上构成恶意的法律认定也就有相当的不一致。债权形式主义认为：在C明知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AB间的物权变动的买卖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已构成了恶意，不予法律保护。从逻辑推理来看，上述结论是正确的——恶意当然是不予法律保护；但是，从事实判断来看，C明知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AB间物权变动的买卖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是否构成恶意？如果其无从构成恶意的话，则谈何“恶意不受保护”！？。
　　笔者认为：不论是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还是物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在占有交易物的处境下，C的明知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AB间物权变动的买卖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都不构恶意。
　　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下：
　　（一）在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的处境。依据我国《合同法》第十三条关于合同成立的规定，第五十八条有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合同不成立或无效时，物权不发生变动，即物权仍然归属于A，而B之占有（或登记）属A财产是基于A的意思的占有，属于“占有委托物”的处境，符合上文A—B—C法律关系模式。因此，C在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道B无处分权的情况下受让该财产时，因其主观状态的恶意而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反之，则有公示公信原则和所谓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这种处境实际上是上述“一般性状态”。
　　（二）在合同可撤销的情况。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和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或者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是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是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从我国合同法的这三条规定可以看出：对于可撤销的合同，在A行使撤销权之前，该财产不可能既不属于A也不属于B或者既属于A也属于B或者属于A而不属于B.已移转的财产归属于受让人B是清晰而确定的。所以，在A行使撤销权之前，B对该物享有所有权，C受让B有所有权的财产符合上文圈定的第二种法律关系模型，即A—C.在B的占有符合“占有交易物”的处境，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移转该物权的原因行为可撤销时，并不构成法律上的恶意，或者说是无所谓C之主观是否善、恶意。
　　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下：
　　物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严格区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认为物权变动的直接原因来源于物权行为，且物权行为具有无因性。这样以来，在一个典型的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如买卖中，合同如果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物权变动不受其影响。所以，在B受让A移转的物权后，即使债权行为即买卖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只要物权行为成立或生效，则物权将确定的发生转移。此时，B作为物权人当然享有处分权，C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道A与B间的买卖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也不构成主观上的恶意，或者说是无所谓C之主观是否善、恶意。与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下的合同可撤销而未撤销时的情形相同，B具有与A同质的财产法地位，B的占有符合“占有交易物”的情形。
　　作为体系性关联，在此有必要涉及对公示公信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关系问题。
　　当然，“基于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概念项下谈善意取得制度，需要解决一个前提——善意取得之性质属于法律行为吗？我国民法学通说向来认为善意取得为原始取得，但笔者赞同“善意取得的性质是法律行为”的观点。因是之故，笔者将其放在“占有交易物”概念项下的讨论。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本文的第一个结论：在物权变动的物权形式主义理论框架内，对在B“占有交易物”的处境，C之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A与B 间的“债权行为” 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不构成恶意。在债权形式主义，只有在合同可撤销的情况，有B之身在“占有交易物”的处境。此处境下C之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A与B 间的“债权行为” 可撤销时，也不构成恶意。实质上，上述处境下的B都有物权处分权的法律制度安排，已使C之主观上善、恶意与否的法律认知变得毫无意义。也就是说，所谓“不构成恶意”实质上是“无所谓善、恶意”。但是，对此法律制度之安排，债权形式主义在不能认识物权形式主义理论之精致的同时，也不能很好的认识自己。既热衷原权利人失权后的债权法救济，又倾情对“占有交易物”所追求的物权归属状态的维护和信任，并以此使第三人的交易安全获得最大限度的保障——这就是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原理的奥妙所在。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动与社会保障立法

蔡鸿铭


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只是经济风潮涌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这种态势无疑使世界经济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活力，同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和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各国劳动保障制度自然也处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而有广泛的变革之中。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各国近年来都不同程度的加大了对劳动保障制度调整与改革的力度。国际劳工组织也加快了对全球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劳动保障制度改革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面向新世纪，我们仍需继续努力，深入研究并解决新形式下我国劳动保障制度改革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同时还需要认真学习和借鉴国外一切有益的新鲜经验，为我所用。

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日益加强，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不再是独立的，而是链条般的联系在一起，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很有可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近期内，全世界就业的数量和质量受到制约经济增长的五大因素的影响（当然，就业的变化毕竟不是生产变化的完全忠实的反映）。这五大因素是：1、严重打击了亚洲的金融危机的影响；2、初级产品的低廉价格；3、欧洲货币联盟和固定制协约；4、股票价格的流失；5、自由化进程和竞争加剧。这五种因素的作用力并不一定朝向一个方向。
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由于初级产品的低廉价格和工业化国家货币的实际升值，工业化国家的购买力提高了。这种购买力的提高应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扩大产品出口，因为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主要是制成品）弹性很大。正如八国集团在1998年5月伯明翰会晤时所强调的，让经合组织的市场保持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开放是十分重要的。不过，对于广大制造业能力地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不是什么巨大好处。在这些国家中，由于初级产品价格低廉，国家更难拿出资金用于改善生产率，企业被推动着千方百计去降低成本，这就可能顺缓就业状况。2、今后新兴国家市场引起的信心危机很可能抑制私人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诚然，这种态度可以很快的转变，但是，也必须考虑到工业化国家利率可能提高的问题，尤其是假如美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呈现出通货膨胀迹象的话。在这期间，直接外资的投向会有很高的选择性。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很可能使外资流入大量增加。3、通货紧缩的风险在扩大。明显的事例是，日本很难通过税收措施来推动经济重新快速增长。在欧洲和美国，日本的问题表现为价格的稳定或疲软，而不是消费的下降或实际利率接近零。但是，如果过分强调物价的稳定，企业又放慢投资，那么，采取超出八国集团1998年5月首脑会议批准的政策的刺激措施就可能成为必要的了。

二、普遍的社会保障制度
那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之下，劳动与社会保障又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势呢，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我想社会保障的制度类型主要有三种
1、 养老保险
在世界各国，提供养老保险金铁的模式主要有一下三种：
（1） 全民津贴型。即向超过一定年龄的所有居民发放津贴。这种全民津贴型又可分为对居民收入进行调查和不进行调查的两种方式，前者如南非，后者如丹麦和瑞典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是两者均采用的混合型。
（2） 社会保险型。即向受保老年人提供津贴，津贴从其完成就业年限或缴费年限为基础计发。这种制度在养老保险中最为普遍，德国、美国、意大利、日本、瑞士、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都实行这种模式。
（3） 预防基金型，或称公积金制。即在缴费人到达规定年龄是，发给其一笔相当于缴费总额的本金，并附加利息（有时本金转换成年金形式发放）。如新加坡、智利和斯威士兰等就实行这种模式。
2、 医疗保险
按覆盖范围分，世界上的医疗保险制度可分为一下两种：一是全民医疗保险。即所有人均可享受医疗保险，如英国、法国及大部分北欧国家。二是部分医疗保险。即一部分人可享受医疗保险，而另一部分人则无享受医疗保险的资格。
按运作和组织方式分，世界上的医疗保险制度可分为一下两种：一是直接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社会保障机构与私营或公立的医疗卫生机构签订协议，受保人接受医疗机构服务后不用支付现金，而由社保机构和医疗单位进行结算。这种模式多见于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二是间接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病人在接受医疗服务后先支付现金，然后到社保机构报销。这种模式多见于发展中国家。
3、 失业保险
世界上的失业保险制度是针对市区工作，又在积极寻找工作的人员的一种经济补助。目前世界上建立失业保险制度的国家多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拉美、非洲和亚洲建立失业保险的国家很少。如亚洲只有日本、中国和蒙古有失业保险制度。各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一是在大多数国家实行的失业保险制度，又可细分为强制型和自愿型两种。二是在少数国家实行的失业救济制度。即由公共基金向失业者提供补助，但这种补助应根据收入情况进行核定。
对贫困者给予救济，自古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初期发展产生的社会成员间的互助行为：当有人遭到饥寒或疾病等的威胁时，其他人给予衣食或服务的援助。这种互助互济行为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繁衍的手段，后来，它被社会用成文或不成文的社会规范固定下来，于是就有了世俗的慈善事业；自从宗教问世，又把这类社会规范纳入了自己的教义，作为实行宗教的精神统治的物质基础之一，于是就有了宗教的慈善事业；逐渐地，这种本来属于人类社会中自发行为的互助互济就变成了自上而下的恩赐，君主对臣民的恩赐，富人对穷人的恩赐，或者救世主对芸芸众生的恩赐，而在恩赐的背后，受贿者不得不付出接受人身依付的代价。这样，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原始的救济逐渐成为统治阶级用以安抚饥贫者、巩固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

三、我国的情况
《劳动法》的颁布确立了我国劳动争议的处理制度。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劳动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目前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已严重不适应妥善处理劳动争议的需要，重构或者是改革劳动争议处理体制应提到议事日程。
结合各国仲裁实践，我提出几点建议：第一、修正劳动争议处理的指导思想，充分发挥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作用。从发达国家劳动争议处理的实践经验看，提倡、鼓励劳动争议当事人自行解决其争议，是妥善解决劳动争议的最好办法。而《劳动法》和《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及《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组织和工作规则》中规定的劳动争议处理的指导原则，只限于“可以协商解决”、“可以建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没有将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资助解决其争议的立法要求体现在法律规定中。第二、建立完善的劳动争议仲裁体系，变“一裁两审”制为“两裁中局”制。世界劳动争议发展史告诉我们，基于“社会本位”思想，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度出发，强制仲裁已成为世界劳动争议仲裁的发展趋势。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会改革和文化传统等各方面的因素，将“三方原则”中的另外两方，通过有效的机制使其真正加入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中来，依法建立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同时，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规范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结合工会改革，修正现有的《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组织及工作规则》，使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从企业中脱离出来，建立行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同时，加强集体协商和集体谈判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真正发挥他们预防、处理劳动争议的作用。

四、结束语
劳动争议于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发生劳动争议必然影响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生产的正常进行。及时地、正确地解决劳动争议是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的重要保障，通过劳动争议的解决，可以消除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的隔阂，加强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合作。及时地、正确地解决劳动争议可以维护劳动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通过劳动争议的解决，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保证企业生产和工作的正常运转，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及时地、正确的解决劳动争议可以避免矛盾激化和恶性案件的发生，防止停工、怠工事件的出现，从而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