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教育意义的法治刑法及其刑法学
曾明生
引 言
自有刑法以来，人类就没有停止过对“刑法是什么”的思考。其实，刑法是多义的，是立体的，是动静结合的系统。静态的刑法是一部教材，是守法教育的教育内容。然而，动态的刑法则是一种教育活动的过程。动态刑法是指处于动态之中的刑法，它主要表现在：从立法中的刑法到司法中的刑法，再到行刑中的刑法乃至传播中的刑法的运动过程。[1] 刑法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进化，那么，刑法何处去？刑法学走向何方？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研讨。对当前热烈探讨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乃至经济犯罪死刑存废而言，其中都没能脱离刑法类型和刑法走向的问题。
一、刑法类型的转向
（一）刑法类型的界定
刑法类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刑法类型是指刑法的分类，而且，依据不同标准有不同的分类。例如，根据刑法规范的状态，可将刑法分为静态的刑法（如“纸上刑法”）与动态的刑法（如，从“纸上刑法”到“实际刑法”[2]）；根据刑法规定范围的大小，可将静态刑法分为广义刑法（含刑法典、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和狭义刑法（即刑法典）；根据刑法适用范围的大小，可把刑法分为普通刑法和特别刑法；[3] 根据刑法规定是否涉及国际关系，可将刑法分为国际刑法与非国际刑法（国内刑法和国外刑法）；根据社会形态不同，可将刑法分为奴隶制刑法、封建制刑法、资本主义刑法和社会主义刑法；根据定罪处刑依据的不同，大致可将刑法分为一元刑法和二元刑法；其中一元刑法又可以分为客观归罪的结果刑法和主观归罪的意思刑法，而二元刑法又可以分为主客观统一的刑法以及行为与行为人统一的刑法。当然，还有其他分类，如敌人刑法和市民刑法等。而以定罪处刑的依据不同对刑法进行的分类，是一种狭义且特殊的刑法类型。本文的讨论就特指这种狭义的刑法类型。
那么，对定罪处刑结构的刑法类型和刑法机制乃至刑法惩罚教育机制（简称刑法惩教机制）[4] 的关系来说，不同的刑法类型因为有不同的惩罚教育的结构与机能，所以也会有不同的惩教机制。具体而言，定罪处刑结构的刑法类型反映了不同的定罪处刑依据，而定罪处刑的依据又是惩教结构中教育方式的表现形式之一。据此，不同定罪处刑结构的刑法类型在惩教结构上总会有所不同，也由此产生不同的惩教机能及其不同的机制。可见，这种特殊且狭义的刑法类型与刑法惩教机制之间，存在一种原因和结果的关系。而且，在这种关系中刑法惩教机制也有一定的反作用力。由于在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中，人类不断发挥自己主观能动作用，因此，为了实现刑法的目的以及改进刑法的惩教机制，人们可能调整刑法的类型。
（二）刑法类型的转向
从人类刑法进化史的发展路线来看，刑法类型的转向大致有以下两方面：
1、从一元刑法转向二元刑法
刑法起初是实行结果责任的结果刑法，这是典型的一元刑法，也是单纯的结果刑法。后来又出现了实行结果责任和思想责任并存时代的刑法，[5] 但是，从定罪处刑的根本依据来看，要么是客观结果，要么是主观思想，所以当时的刑法也仍然是一元刑法。然而，这种类型的刑法惩教机制存在严重的结构缺陷与机能不足。由于权力部门没有恰当地区分责任轻重，因此处罚有失公平，并由此弱化了法律的忠诚型教育机能[6]，这也正是其威慑型教育机能[7] 的消极部分。故而，有必要实行主客观统一的二元刑法，并且强调行为与行为人的统一。主客观统一的二元刑法是行为与行为人统一的二元刑法的一种表现形式。客观因素是行为、结果以及因果关系等客观方面，主观因素是行为人的罪过心理。它们的结合与统一是行为与行为人统一的具体体现。在定罪量刑中实行主客观统一，并且强调行为与行为人统一，这样有利于实现罪刑相当，也有利于对威慑型机能的理性节制，并进而提升国民对法的忠诚信念，最终有利于实现社会正义与维护社会稳定。这种进化方向已经为历史事实所证实，也符合人类文明进化中强势选择的规律。[8]
2、从侧重行为或侧重行为人的二元刑法转向行为与行为人并重的二元刑法
学界通常认为，依据刑法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刑法可以分为行为刑法和行为人刑法。前者强调在定罪量刑时先考虑客观行为再论及行为后果，这是旧派报应刑论的立场；后者强调定罪量刑的着眼点放在行为人身上，它是新派教育刑的立场。[9] 前者的典型立法例，以1810年法国刑法典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刑法典为代表；后者的典型立法例，以1921年菲利刑法草案为代表。其实，前述行为刑法和行为人刑法，总体上都处于行为与行为人统一的状态中，只不过其中统一的程度是不同的。前者是侧重行为的二元刑法，后者是侧重行为人的二元刑法。[10] 严格而言，“行为刑法”和“行为人刑法”的提法并不准确。对于侧重行为的二元刑法，尽管其存在“防止罪刑擅断、有利于保障人权”、“有利于实现报应正义”、“实行罪刑法定与罪刑相当等基本原则”等优点，但是它也有一些不足，如“忽视了行为人的危险性以及非理性因素”、“轻视了预防的正义[11]”等。另外，侧重行为人的二元刑法虽然“重视了行为人的危险性以及非理性因素”、“重视了预防正义”等有利于保护社会的积极因素，但是它通常也有“罪刑擅断、侵犯人权”、“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等问题。[12] 因此，为了克服两者的一些弊端，推行行为与行为人并重的二元刑法成为必然。事实上，德日刑法理论中旧派与新派的理论纷争日渐走向折衷与调和已经表明了这种趋势。在犯罪论中，有一种从行为责任到行为责任与性格责任统一的动向。人格责任论实际上也与此有一定的关联。[13] 另外，在刑罚论中采用并合主义也日渐成为通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犯罪论的客观主义侧重行为、主观主义侧重行为人的立场，就直接影响到了刑法学（或传播中的刑法）的偏向。这甚至影响到刑法的修正方向。由此观之，即使如此，刑法也只是侧重行为或侧重行为人的二元刑法。然而，由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对立，发展到并合主义，这本身就是由侧重向并重发展的一种体现。尽管当前刑法的立场，在总体上大多可能还没有实现行为与行为人的并重，但发展是一种过程，并重是一种必然的发展方向。因为，刑法的法制教育的理性是发展着的，它正在历经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演变过程。
不过，从逻辑上对行为与行为人并重的二元刑法可以演绎出三种思路：第一种是总体上并重但在定罪上侧重行为人，而在处刑上侧重行为的二元刑法；第二种是总体上并重但在定罪上侧重行为，而在处刑上侧重行为人的二元刑法；第三种是不仅总体上并重而且无论在定罪上还是在处刑上，行为与行为人都是并重的二元刑法。
显然，第一种思路并不科学，因为它恰恰突出了所谓“行为刑法”和“行为人刑法”的弊病，既可能出入人罪，又可能僵硬处刑；甚至可能导致一个难题：“以‘行为人刑法’标准能够定罪，却以‘行为刑法’标准不能量刑，而且又不是定罪免刑”。虽然其中貌似预防和报应的折衷与调和，但是其实预防与报应在某种程度上有所脱节。如此其中威慑型教育机能、矫治型教育机能与忠诚型教育机能都将大打折扣甚至为零。现实中此种类型非常罕见。
第二种思路在定罪上能够防止出入人罪，有利于保障人权，有利于实现报应正义；在处刑上“重视了行为人的危险性以及非理性因素”、“重视了预防的正义”等有利于社会保护的积极因素。当然，如果重视刑法的教育性，认识到报应正义也能产生一般威慑型教育预防[14] 的结果，并由此加以利用的话，就能够实现对行为人的报应与一般预防在定罪上的有机结合。不过，这种预防的正义是在以犯罪行为为前提的报应刑论基础上进行强调并努力实现的。在处刑上主要强调的是对行为人的报应与特殊预防的结合。亦即，其中的预防正义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有报应正义约束与限制的。据此，这种刑法实现的是报应和预防的折衷与调和。应当说，相对第一种思路而言，它具有明显的优势。报应刑论在定罪机制中由于强调类型化的行为，因此具有普遍的威慑型教育机能，并且，教育刑论在处刑机制上因为能够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其矫治型机能也比较强劲。与此同时，忠诚型机能也因其中强调人权保障、报应正义与社会保护而较为强大。此种刑法类型的典型立法例有1994年法国刑法典。我国1997年刑法典也接近这一模式。
第三种思路所强调的报应和预防的折衷与调和，不仅表现在定罪上，而且体现于处刑中。较为典型的例子是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主张的二元论的人格刑法。该说论者主张二元的定罪机制，实现行为与人格的统一，对有行为但无犯罪人格者做非犯罪化处理；在二元处刑机制上，对有行为但无犯罪人格者做非刑罚化处理，并且对相同行为但有不同犯罪人格者执行不同刑罚以期矫正其不同的人格。[15] 这种思路相对第一种思路而言，也更具合理性，甚至似乎是比较完美的。然而，我们仔细推敲之后，仍能发现其中尚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其一，二元论的人格刑法在定罪与处刑上，充其量强调的是对行为人的报应与人格矫正（特殊预防）的结合，这种排拒报应与一般预防结合的观点，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也失于片面。其主要哲学基础是“人只能作为目的，不能作为手段”的论断。[16] 康德强调应把人“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17] 其中没有否定“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情形。[18] 另外，马克思曾经指出，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19] 这表明目的与手段是相互的，不存在普遍孤立的目的或手段。也正如此，仅从强调“人仅仅是目的”出发就能达到“真正抑制犯罪”的目的，[20] 这难免有夸大其辞之虞。其二，二元论的人格刑法论者主张刑法学的起点与归宿是犯罪人，[21] 这一认识也不够全面。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没有否认行为的重要性，但是为了凸显行为人本身的主体价值，他们过于强调了犯罪人的起点地位。现实中行为人与行为是不可分的，理论概念上的分析也应当尽量说明这一点。实际上犯罪人与其犯罪行为一起成为刑法学的研究起点。就其归宿而言，改造犯罪人，使其回归社会，这也不限于犯罪人之人格本身，同时也涉及犯罪人的守法行为，因为这是评价其人格的基础。而且，除了预防罪犯再犯之外，还借此预防他人犯罪。其中也关涉行为与行为人的问题。于是，只强调刑法学研究的起点与归宿限于犯罪人显然失当。其三，在二元论的人格刑法中其他人没有位置。这是该理论中的一个基本缺陷。刑法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是一个小系统，研究刑法不应局限于刑法之内已经为学界所认同。但是，二元论的人格刑法囿于前述片面的哲学理论基础，没有能够重视功利主义中的积极价值，也无法体现刑法应有的教育性，最终也无法实现其所谓“真正抑制犯罪”的目的。其四，二元论的人格刑法强调了人格的决定作用，有导致罪刑失衡与处置失当的危险。据实证资料表明，在英国内政部与监狱报告中，1972年罪犯中人格异常者达40%-60%。[22] 另有调查报告表明，在198名有多次犯罪记录者中有人格障碍的人占76.8%。[23] 由此可见，其实证基础并不是100%全力支撑其理论大厦的。亦即，二元论的人格刑法强调行为与人格统一的二元定罪机制，势必夸大了人格的作用。由此将对其中40%-60%左右的人予以非犯罪化的行政处理，直接导致有相同主观心理和相同行为的人，仅因（非理性的）人格因素而接受轻重不同的法律后果。最终将使罪与非罪的责任失衡，刑与非刑的处置失当。譬如，对过失犯有无犯罪人格，连二元论的人格刑法论者也认为不可一概而论。[24] 因此，对偶犯哪怕造成再大之危害后果，亦不为罪；而对屡教不改者，即使实际危害不大也得以罪论之，其中公平显然存在问题。其五，二元论的人格刑法事实上把人格因素提升至责任能力的地位。可是，二元论的人格刑法论者对此论证乏力。综上所述，二元论的人格刑法存在上述诸多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是，它在探究定罪处刑以行为与行为人并重上的思路与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笔者认为，在刑罚部分，刑法应当采取并合主义立场，而且，在规制犯罪的部分，或许也应当采取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并合立场。其中可以表现为，既强调在定罪上反映对罪恶行为的报应，有节制地威慑一般人应当守法，同时又必须强调行为人的心智能力和主观罪过，并且适当地要求人格因素等。对于人格因素的部分，值得进一步研究。综合这些，也许更有利于实现第三种更为理想的、行为与行为人并重的二元刑法。尽管我国现行刑法典接近第二种并重的二元刑法类型，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考虑到刑法典刑罚部分日益走向并合主义的立场，以及其犯罪规定目前又偏向客观主义，这就将导致总体上侧重行为的二元刑法。所以，应当使刑法类型不断完善，使之朝着第三种并重的二元刑法思路发展。这将是一种有比较优势的抉择。这一点当然也是与刑法的教育理性相联系的。接下来，不妨研讨一种新的刑法类型。
二、未来刑法走向： 教育意义的法治刑法
教育意义的法治刑法，是以（广义）正义的法秩序为目标、强调国民信法、守法和护法，并且以行为与行为人并重的法治刑法。教育意义的法治刑法的性质，毕竟属于刑法性质，因此，它具有阶级性与法律性。[25] 法律性又大致包括：规制内容的特定性、保护法益（或调控范围）的广泛性、处罚范围的不完整性、制裁手段（或强制手段）的严厉性、部门法律的补充性，以及作为其他法律后盾的保障性。[26] 此外，它仍然有别于（以往）非法治刑法与不强调教育性的刑法的两大特质：法治的目的性和刑法的教育性。前一特性表现为以法治为目的，即保护法益，力求实现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的统一，维护（广义）正义的法秩序；后一特性表现为，刑法的制定与实施，要注重教育的目的性，强调国民信法、守法和护法，并且强调以行为与行为人并重的、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统一的、动态刑法教育体系。[27] 以往的法治刑法通常没有突出其守法教育的目的性；或者虽然强调教育刑，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在定罪以及其他非刑罚部分中的教育性。还要指出的是，教育意义的法治刑法，虽然强调重视威慑型教育、矫治型教育与忠诚型教育的结合，但仍然认为，刑法的基本使命在于使人不为恶。倡导守法教育和加强忠诚型教育机能的建设，并不等于要求刑法使人向善，但也不反对刑法使人向善的结果。因为要求人们（主动或者被动地）遵守良法和忠诚于良法，这是使人不为恶的基本要求。[28] 若强调恶法亦法，无条件遵从，则会使人为恶（制定恶法和适用恶法甚至犯罪）。[29] 以下拟从教育意义的法治刑法之必要性与可行性两方面来讨论。
（一）主张教育意义的法治刑法之必要性
1、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刑法必然是法治刑法。尽管实行法治的国家一般没有直接称其刑法为法治刑法，[30] 但这并不等于其刑法是非法治的刑法。因为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离不开法律，这里的法律是国家法。而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都有刑法，那么，国家、社会和刑法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实现法治这一文明、理性、民主且理想的状态。反之，非法治的刑法无法实现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梦想。
2、法治刑法虽有一定的教育性，但不等于强调其教育性。刑法的教育性是由刑法的教育机能所体现的一种法律特性。任何刑法在客观上都有一定的教育结构，因此就有教育的功能，至于其实际作用究竟有多大，这还需要依据结构及其功能与外部环境等变量因素，发生交往而生成的具体客观结果来加以判断。然而，即使一部已被公布了却未真正实施的刑法，实际作用大约为零，它也有客观的教育机能（功能与作用的统称）。这种具有特殊教育影响力的性质，就是刑法的教育性。当然，任何法治国家刑法必有一定程度的教育机能，也应当有客观的教育性。其实，从法治是公民服从良好法律的治理状态中，就容易想象出其中守法教育的良好效果。不过，法治是一种社会的理想状态，它必然不是一成不变的确定之物，而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不断探索和不断实践的运动过程。[31] 因此，对这种良好的教育效果，人们不应该消极的等待而是应当积极去追求。那么，强调法治刑法的教育性，正是强调刑法的教育目的，鼓励公民对法律的忠诚。亦即，刑法的制定与实施，都要注重教育的目的性。
3、强调法治刑法的教育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而言，强调法治刑法的教育性，有利于及时发现刑法教育性的问题，并且及时采取合适措施找到恰当的解决方案，不断适应社会的新发展与新变化。例如，第3章述及的西方现代各国行刑社会化（如非监禁化）就是例证。另外，对于正在为建设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而奋斗的国家来说，强调法治刑法的教育性，有利于人们正视法律的信仰危机，通过不懈努力，设法走出困局，真正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因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32] 这也正如法律不只刻在大理石或铜版上，而应铭记在公民的心中。亦即，必须注意，对法律惩罚的恐惧与对权威的尊重截然不同。一切有教育影响的法律惩罚都应该力图受到受罚人的尊重。只有受罚人认为惩罚公正时，它才更具有道德的属性和道德的价值。这意味着惩罚的权威才获得最有效的承认。这就像牧师是上帝的诠释者那样，教师是时代和道德观念的诠释者。[33] 作为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的权力主体也担负了教师（教育者）的使命，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34] 为此，需要通过加强刑法的道德性、正义性和表率性的基础建设，使刑法的“德”确立起来，完善利益平衡机制，使道德与法律更好地统一而形成更为强大的合力，令人心悦诚服，才有可能实现并且维持正义与法秩序恒久统一的状态。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暂行办法》的通知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暂行办法》的通知
浙劳社就〔2008〕52号
各市、县（市、区）劳动（人事劳动）保障局：
现将《浙江省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八年五月八日
浙江省失业保险经办机构
内部控制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经办机构”)内部管理与监督，提高内控执行力，确保失业保险基金安全，根据劳动保障部《关于印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暂行办法〉的通知》（劳社部发〔2007〕2号）和省劳动保障厅《关于印发〈浙江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暂行办法〉的通知》（浙劳社监督〔2007〕139号）精神，结合我省失业保险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内部控制是指各级经办机构对系统内部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从事失业保险管理服务工作及业务行为进行规范、监控和评价的方法、程序、措施的总称。内部控制由组织机构控制、业务运行控制、基金财务控制、信息系统控制等组成。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级经办机构。
第四条 各级经办机构应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业务部门负责本业务环节的内部控制工作；稽核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地区、本部门管理范围内失业保险内部控制的监督检查工作。
上级经办机构对下级经办机构的内部控制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
第五条 内部控制建设的目标：在全系统内建立一个运作规范、管理科学、监控有效、考评严格的内部控制体系，对经办机构各项业务、各个环节进行全过程的监督，提高失业保险政策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力，保证失业保险基金的安全完整，维护参保者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内部控制建设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合法性。内部控制的各项内容规范、统一，符合国家和省有关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政策的要求。
(二)完整性。各项业务管理行为都有相应的制度规定和监督制约。所有部门、岗位和人员，所有业务项目和操作环节都在内部控制的范围内。
(三)制衡性。从组织机构的设置上确保各部门和岗位权责分明、相互制约，通过有效的相互制衡措施消除内部控制中的盲点。
(四)有效性。在岗位、部门和单位三级内控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科学合理的内部控制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建立合理的内控程序，保障内控管理的有效执行。
(五)适应性。各项具体工作制度和流程都应与管理服务实际相结合，根据需要及时进行调整、修改和完善，适应失业保险管理服务的变化。
第二章 内部控制的内容
第七条 组织机构控制
（一）建立完善的组织决策控制制度。按照失业保险业务经办规程设置机构岗位。失业保险参保登记、缴费申报、待遇审核和支付、基金财务管理、信息管理等设立独立的职能部门或专项工作岗位,设立或配备专门的稽核部门或工作人员。涉及经办业务中的重大事项决策，应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由具体职能部门提出建议，经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后，经办机构领导班子集体决策。
（二）建立科学的人事管理制度。明确各职能部门工作职能、岗位职责、工作程序、工作标准、具体要求及考核办法，各岗位人员职责明确，权限明晰。建立工作人员持证上岗和定期培训制度，加强年度考核，落实奖惩办法。
（三）建立明确的领导授权控制制度。明确各部门、岗位授权范围和权力监督，实行定期轮岗和离任审计。
（四）建立有效的内控考评制度。对业务风险控制情况进行检查、评价，对违反内控规定的情况作出处理。
第八条 业务运行控制
（一）规范业务操作规程。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规范失业保险参保登记、缴费申报、缴费记录管理、待遇审核与支付、财务管理、稽核监督、信息系统管理等业务环节的操作流程。
（二）建立业务审核制度。办理失业保险各项业务时应严格审核相关报表、凭证等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出具的相关资料和凭证应规范统一，数据的修改应有严格的审批制度和程序，同时进行登记备案。
1、认真审核用人单位提供的相关证件和填报的资料,及时办理失业保险参保、变更、注销登记手续。对已核发的失业保险登记证件，按规定实行定期验证和换证制度。
2、严格审核参保单位申报失业保险费时提供的单位和个人相关信息，准确核定失业保险缴费基数。根据参保单位性质，与其申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基数相对照。缴费基数核定后不得随意更改，确需变动的须提供用人单位有关申报资料。每月汇总的失业保险申报表，经经办机构负责人审核同意后立卷存档。
3、参保单位补缴失业保险费的，由经办人员根据参保单位提交的相关资料进行初审，经经办机构负责人审核同意后，方可办理失业保险费补缴。
4、建立参保单位及其职工个人基本信息及缴费信息。建立与财政、税务、银行定期对账制度。参保单位或职工个人对缴费记录查询结果提出异议的，应根据参保单位和职工个人提供的有关资料予以复核，如需调整的，报经办机构负责人审核同意后予以修改，并保留调整前的记录。同时，将复核结果通知查询单位或职工个人。
5、参保单位或参保人员跨统筹地区转出的，要审核单位及个人缴费记录情况，报经办机构负责人审核同意后，及时办理转移手续，并提供转迁参保单位及其职工个人的相关信息资料。将其转出前的个人缴费记录予以封存。转入地经办机构应认真审查转出地经办机构出具的有关证明和信息资料，经经办机构负责人审核同意后，及时为转入的参保单位及其职工个人接续失业保险关系，建立缴费记录。
6、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转出本统筹地区的，应按规定核定其领取失业保险待遇期限及享受待遇所需资金，由经办机构负责人审核同意后，出具转移证明，划拨转移资金。转入地经办机构要审查转出地经办机构出具的有关证明和转入的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所需资金，经经办机构负责人审核同意后，按规定为其核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期限。
7、核定失业人员失业保险待遇、农民工一次性生活补助时，要严格按照政策规定，由不同岗位经办人员按各自职责，对失业人员和农民工的参保缴费信息、享受条件、领取期限，进行初审、复核，每月末由经办机构负责人对发放汇总单据审核同意后存档。
8、对失业人员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和农民工领取一次性生活补助的记录，须按规定输入计算机台账，定期核查。
9、失业人员申请住院医疗费补助、生育补助金、丧葬抚恤金及供养直系亲属补助金的，由经办人员提出初审、复核意见，经经办机构负责人审核同意后按规定执行。
10、失业保险基金促进再就业经费补贴的使用，必须按规定由经办人员进行初审、复核，经办机构负责人审批后执行。超出相关比例的，应按规定先报省劳动保障厅、财政厅批准。
11、申请省级调剂金调剂收不抵支或者促进再就业补助的，应在规定时间内，由统筹地区劳动保障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向省劳动保障厅、省财政厅提出书面申请。
(三) 明确各业务环节的工作范围、责任。各部门、各岗位的经办人员应在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开展工作，不得超越所授权限。对涉及失业保险费申报、待遇支付、促进再就业经费使用等业务时，必须实行初审、复核，二次审查，并对初审及复核情况签名。初审及复核工作不得由同一工作人员兼任。
(四)实行办事公开。失业保险政策法规、经办机构职能、业务流程、办理内容及时限、经办人员等信息应公开透明，向社会公布，方便群众查询，接受社会监督。
(五)建立档案资料保管制度。凡与失业保险业务有关的原始资料及办理过程中形成的相关资料，包括相关政策文件、缴费申报资料、促进再就业经费申报使用资料、失业待遇核定资料等均按照档案管理规定和要求，落实专人负责，及时立卷归档。
对失业人员档案的保管，要建立专门的档案室，配备相关设施，做到资料齐全、存放有序、备查方便。
第九条 基金财务控制
（一）依法进行基金财务管理和核算。基金财务管理应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社会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建立明确的会计操作规程。财务处理的全过程均应纳入监督范围。
（二）建立严密的会计控制系统。依法建账，严格执行财政专户管理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收支核算严格按经办规程进行操作，确保业务和财务数据一致。记账依据的原始凭证、记账凭证合法有效，所有记账凭证填制后，须经主管会计审核后记账。更正会计记录应履行必要的审批手续，经经办机构负责人审核同意并记录在案。及时向上级财务部门上报各类财务统计报表。
失业保险常规待遇支出由业务部门开具有关凭证，报经办机构负责人审核同意后，通知财务部门付款。属于非常规待遇支出的，由业务部门提出书面报告，经相关部门征求意见，报经办机构负责人审核后按照规定程序办理。
（三）建立分工明确的岗位责任制。失业保险财务部门应至少配备财务会计负责人、会计、出纳岗位。会计、出纳一人一岗，各司其职。财务收支审批实行分级授权，未经授权不得越岗代办。出纳人员不得兼任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支出、费用、债权债务帐目的登记工作；财务印鉴、票据、空白凭证严格按规定管理。会计人员工作调动或者离职时，必须严格履行交接手续。
（四）建立合理的责任分离制度。货币、有价证券的保管与账务处理相分离；重要空白凭证的保管与使用相分离；资金收支的审批与具体业务办理相分离；资金受理发放或待遇支付与审查相分离；信息数据处理与业务办理及会计处理相分离。
（五）完善账务核对制度。对不同账务进行定期核对，保证账证、账账、账实、账表相符。核对会计账薄记录与原始凭证的内容是否一致；核对不同会计账薄之间的记录是否相符；核对会计账薄记录与财产等实有数额是否相符；核对会计账薄记录与财务会计报表中数据是否一致，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一致性。
第十条 信息系统控制
（一）完善信息系统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社会保险信息系统建设的标准规范业务系统和数据库建设，制定明确的管理制度，提供完整的数据指标解释和操作说明。
（二）科学划分使用权限。根据业务流程和业务系统功能划分各个部门和岗位的职能，明确业务操作人员和系统维护人员等各类人员的职责和使用权限。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明确数据操作所依据的有效凭证和必须履行的审批手续。严格授权管理，确需调整权限时，由经办机构负责人审核同意后按规定执行。
（三）确保数据安全。建立数据录入、修改、访问、使用、保密、维护的权限管理制度，经办人员严格按照规定密码登录，严禁使用他人的用户名和密码进入信息系统。对经办人员在业务操作过程中各项数据的录入、修改、删除等操作进行详细记载，加强数据监控。信息系统管理人员要做好计算机系统与数据库的日常维护工作，建立数据远程备份机制，确保数据安全。
（四）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反馈制度。及时将业务数据等信息管理、交流、反馈、异动情况报告上级管理部门，确保管理层及时了解各项业务的办理情况和综合数据。
（五）加强网络使用安全管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使用网络。涉密信息需要在网上传输的必须进行加密处理；业务经办网络须与公共网络实施物理隔离，严禁业务经办网络内的计算机以任何方式接入公网。加强网络和计算机病毒防护，确保网络安全。
（六）建立机房和相关设备的管理制度。做好防火、防尘、防水、防磁、防雷击等工作，落实定期维护、故障处理、安全值班和出入登记等制度，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转。
第十一条 部门之间的运行控制
失业保险业务部门应将经办机构负责人批准的失业保险基金支付批件按时送达财务部门；财务部门按批件开支基金并将基金收支等统计信息及时反馈业务部门；信息部门凭业务部门的需求申请开发业务软件、修改数据。部门之间应在明确职责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协同做好内控工作。
第三章 内部控制的管理与监督
第十二条 稽核部门依照国家和省有关社会保险法规、政策，制定内控检查年度及日常工作计划，报经办机构负责人批准后，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内部控制体系的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同时，经办机构内控制度运行情况接受社会保险基金监督行政部门的监督。
内控制度的检查分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二种形式，各地自查和上级检查相结合。专项检查每年度开展一次。
第十三条 稽核部门在对内控制度运行情况的检查过程中可以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检查财务报表、资产、账簿、会计票据、凭证、资产等；查看数据库有关信息。对检查事项有关问题进行调查，对违反内部控制制度的行为及时进行制止、纠正，并按有关规定做出处理决定。
第十四条 稽核部门应按照内审程序进行检查，做好检查笔录。笔录由稽核人员和被检查部门负责人签字或盖章。对主要资料要进行复印并由被检查部门负责人签字或盖章。稽核部门应将检查结果定期进行公示。
第十五条 稽核部门应对内控制度运行的检查情况作出评价。对内部控制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报告主要领导，并提出整改建议。
第十六条 各部门、岗位和业务环节应建立责任人差错追究制度，强化内部监督制约。
第十七条 建立健全内控考评机制。内控考评工作在专项检查的基础上，采取本级自评、上一级考评的方式进行，每年进行一次。省级经办机构负责考评各市经办机构，各市负责考评各县(市、区)经办机构。各市经办机构于每年11月底前将当年全市内控工作总结报送省级经办机构，省级经办机构于次年上半年进行考评。考评内容：
(一)单位领导是否重视内控建设。包括单位领导对内控建设的关注和要求，建立有利于控制风险的组织架构等内容。
(二)经办机构是否制订科学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并按内部控制制度规定完善业务操作规程和岗位责任制。
(三)各项业务是否严格按照业务操作规程办理，岗位责任制是否落实，是否存在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等行为。
(四)各项业务办理环节中的办理手续是否完备，相关凭证是否真实有效，数据录入是否完整准确，相关岗位之间的制约是否落实。
(五)基金的收支是否符合标准和规定；是否存在失业保险基金被贪污、挪用、截留等现象。
第十八条 建立奖惩制度。对严格按规定执行内控制度的经办机构和个人进行表彰。经办机构工作人员不遵守内控制度而造成不良后果的，应视情节轻重追究相应行政责任，并予以相应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各市、县(市、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体办法。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