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散论
徐 琳 徐 瑛
内容提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监督的作用和重要性越来越大，社会对监督的要求越来越高。本文对监督这一事物作了一定的研究探讨，提出了一些概念和方法，目的在于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使之能得到进一步的研究探讨从而形成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监督 管理 机制
目 录
一， 监督概论
二， 监督的方式种类
三， 监督实施的三个阶段
四， 监督的几个基本手段
五， 现代监督的特点
六， 监督机制
七， 政府机构的制度完善问题
八， 监督机制的配套措施
九， 举报制度
十， 案例分析
十一， 结束语
一，监督概论
监督是一门科学，它是管理科学中的一个分支。监督是管理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管理应该是包括监督的。但通常人们所说的管理，主要是指“指挥”、“调配”、“安排”、“计划”、 “规划”等，而往往忽略了监督。这是导致目前监督理论和方法相对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监督被忽略的原因，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没有认识、意识到监督问题从而遗漏了。二是没有认识到监督的重要性而有意识地放弃了；三是虽然认识、意识到了监督的重要性，但由于能力、水平局限，不懂得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系统、不懂得较好地开展监督工作从而不得不使之荒废了，四是有的管理者害怕监督不当造成不利影响因而不敢搞监督；五是一些管理者本身是排斥监督的，不想建立监督系统，害怕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抱着“浑水好摸鱼”的想法。
监督虽然是属于管理中的一个内容，但它的实施者不一定是管理者本身，管理者只是建立一个监督系统，让这个系统来发挥作用。所以，当说到管理者的管理工作的时候，有时确实并不包括监督。
人类以社会的形式生存，就必然要有社会契约——即制度、法律。制度、法律的遵守、执行不能单靠人们的自觉，因此就需要有人来监督。政府本身就是监督民众的机构。但是，政府是否会公正平等地执行制度、法律呢？政府也是由一个个的人组成的，这些人也是来自于社会民众。既然民众中的一些人可能违反制度、法律，那么政府中的人也就可能违反制度、法律。因此，对政府工作人员也同样要监督。
不论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个人利益都总是有的，只不过或多或少罢了。既然存在个人利益，也就自然会有私心存在。姑且不去深究是否有绝对无私的人存在，至少，绝大多数人都有私心这应是毫无疑问的，区别也只是在于私心的程度多少以及满足私心的手段方式。当然，一个人私心的多少以及满足私心的手段方式是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
既然绝大多数人是有私心的，那么政府机构及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有私心也就不足为奇。当然,私心如果不损害到公众、他人的利益倒也无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则无可厚非。但谁能担保在政府机构或国有企业的中工作的所有工作人员都不会因私心而违法犯罪呢？
在私有化程度高一点的社会，必然会有贫富不均的现象，这是导致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犯罪行为的主要原因，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贪心不足，尽管并不贫穷，也会为了追求更大的财富而去贪污受贿、以权谋私。
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不仅仅存在于政府机构或国有企业中，私营企业中也存在，那同样也是属于犯罪行为。尤其是在政府机构中，贪污受贿、以权谋私不仅肯定会损害公众、他人的利益的，而且往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影响极坏。因此，防止政府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更为重要。当然，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这种现象，不论在哪里，防治的办法基本上是一样的。因此，进行这方面的探讨，是对整个社会各方面都有重大意义的。
监督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防止和追究违反制度、法律等犯罪行为，其最终目的是督促人们尽到自己的责任、义务。因此，其更积极的意义在于，一旦人们认识到所建立的监督机制的效用，则会主动自觉地履行好自己的责任、义务。
监督分为“监”和“督”，“监”是指监视、检查；“督”是指督促，即敦促对方按照规定的要求去做。“监”是手段，“督”是目的。但“监督”的关键是在于“监”，如果没有“监”，就不知道对方做了没有，做得好不好，又怎么能有效地“督促”呢？
人们通常所说的“监督”其实是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的，一种是既“监”又“督”，一种是只“监”不“督”。一些监督机构、监督人员只监视、检查看有没有违反规定，而并不督促被监督对象去做什么。这一方面是因为，有些事究竟该不该做、怎么做、应该何时做，这些都很难说得清，你去督促的话弄不好会有“干涉内政”、影响工作之嫌疑。另一方面，有些监督的“监”和“督”是由不同的人或机构来实行的，负责“监”的人或机构并没有被授予“督”的职权。尤其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对于那些在关键职位上任职的人，往往是不进行督促的，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这个职位对人的业务水平要求很高，如果该做的他没有做或没有做好，说明他不称职，没有这个能力，再怎么督促也没有多大用，不如换掉他；另一种是，由于这个职位对人的职业道德要求很高，即使表面上他的工作干得很好，很有成绩，但他做了一些越轨的事，那么也只能挥刀斩马谡，毕竟不是没有他就不行，一个发达的社会既是人才济济的，也是足够民主的，善于发挥组织集体作用的，个人的作用并不是那么不可替代。即使换一个能力可能比他稍差一点的，只要道德水平比他好，总的效果也会要好得多。
只“监”不“督”这种监督的对象不是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或工作内容不是那么明确、具体。只“监”不“督”按说就不应该称之为“监督”，但事实上人们并没有如此严格地区别，仍然也称之为“监督”。 况且，有些只“监”不“督”的行为可能多多少少隐含着“督”的作用。至少，杀一儆百也是一种督促。
从技术角度来说，在实行上，通常是“督”比“监”要简单得多。了解真相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正因为这样，才会有不少人会做越轨的事。一旦了解了真相，督促就较为容易，只需下达简单的指令或作出处理。
因此，“监督”的关键是“监”。本文重点讨论、研究的主要是针对“监”，本文有些地方使用的“监督”一词其实是仅指“监视”、“检查”。
原始的监督应该是从人类社会产生阶级以来就有了。有了阶级，就必然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占有者和被占有者或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一方或出于自愿（自愿不一定是情愿，他可能是不得已而这样的）或由于被迫而按另一方的要求做事（或称之为提供服务）。作为接受服务的一方，对于做事的一方总是会有不信任的心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人绝大多数都是自私的，总会有偷懒或者为自己谋取私利、甚至损害他（接受服务方）的利益的行为。另一方面，被服务方担心做事人所做的事没有达到他们的标准。于是，就有了对做事人的监督。
早期的监督是简单监督。简单监督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其监督对象是从事简单劳动者，另一层含义是指其监督方法、手段的简单，例如旁站、巡查。一般来说，对从事简单劳动者的监督，所采用的监督方法、手段也往往是简单的，而且是既“监”又“督”。 简单的监督基本上是显形监督，总是有一种对被监督对象不信任、置之被动的感觉，令人不自在，会使人产生一种抵触情绪，对工作积极性有一定的打击，对工作有一定阻碍，况且实施监督的具体的人也很难保证能尽职尽责，尤其是在受到被监督者的利诱的情况下。与被监督者太近就会发生行贿受贿这样的事情。
而先进的监督方法、手段是隐形监督或半隐形监督，表面上看似乎没有监督，因而对被监督者没有心理压力和行为阻碍。同时，由于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有一定的距离或隔阂，监督者对被监督者不甚了解，不敢冒然行贿，或者不知道向谁行贿。此外，象公开监督的方式，人人都是监督者，不可能个个都去贿赂，而且由于监督者众多，发现问题的几率很大，这个发现不了，那个可能就发现了，于是被监督者就不得不循规蹈矩地做。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工作内容越来越复杂，工作方法越来越多样化，对工作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仅仅靠简单的监督，往往既起不到有效的作用，又浪费人力、工作效率低，甚至会对被监督者的正常工作造成不利影响，适应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要提高监督的效能，就必须采取先进的监督方法、手段，并且是多种方法、手段并用。当然，旁站式的简单监督在某些情况下也还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旁站监督只是形式、手段上简单，但并不等于监督的内容简单，也并不一定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干得了，那些专业强性的工作，外行人即使站在旁边看也看不出门道。
监督虽然是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而诞生的，但从此以后就永远都不会也不应该消失、废弃。不论今后是否有阶级（即使没有阶级，阶层也还是会长期存在的，即使阶层的差别不大，个人利益也总是会有的，因为很多东西是不可能人均一份的），人类只要以社会的方式生存，就必然有社会分工、有社会契约，就必然需要监督。
有人可能会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或者其他什么高级社会，人们的思想觉悟都很高了，就不需要监督了。这是一种盲目乐观的态度，是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的（即使是共产主义社会或其他什么高级社会也还是要继续发展的，社会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人的思想觉悟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判定准确的，即使是在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也只能说人们的思想觉悟总体上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具体到某一个人，是很难完全准确地判定其思想觉悟程度的，谁能保证某一个具体的人就一定不会违反社会契约、侵害社会或他人的利益？何况，人类是不断地更新换代的，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即使是采用最科学、合理的教育方法，也难以保证对每一个人的培养教育都能够象机器生产的产品那样全部都相差甚微。只要有一个不遵守法规的人，就可能对社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尤其是在一个没有监督方法、手段没有监督意识的社会里。所以，监督是永远需要的。
因此，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并不仅仅是在于人们的思想境界、道德水平的提高，更主要的是反映在监督方法、手段的进步上面。先进的监督方法、手段，不仅能够提高监督的效能，更能促进人们的思想意识的提高并使之保持稳定。
当人类社会的监督方法、手段足够先进、监督体制很健全的时候，那些有可能违法犯罪的人都明白到违法犯罪的事不可能做成功或者做了后肯定会被马上发现并受到严厉制裁，那么他就不会去做，就不得不循规蹈矩。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人们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很高”的表象。我们之所以称之为表象，乃是不排除有些人会有违法犯罪的想法，只不过没有做、不敢做而已。尽管那只是表象，但其实它是较为稳固的，因为它是靠监督体制、方法、手段来保证的。只要这种监督体制、方法、手段一直都在发挥作用，一直都令他感觉到“不可能做成、做了肯定会被马上发现并受到严厉制裁”， 他就不得不继续维持着这种高尚的表象。（如果越轨的事能够做得到，做了后不一定会被发现甚至很难发现或者难以及时发现，或者发现了也不会受到严厉制裁，那么那些表面高尚的人也可能背地里干着不可见人的勾当。）这种不得已而维持的表象，久而久之就会导致人们形成一种习惯、自觉。同时，由于人格上的需要，人们为了表明自己并非被动地这样做，必然会为自己寻找一种合理的解释，即寻求一种理论上的说法来表明自己是自觉这么做的，而不是象一个听话的动物那样，或者象一个奴隶那样完全是被迫才那样做。（他们与奴隶的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他们具有人格上的尊严和更多的行为上的自由。选择这份工作是他们自愿的，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些‘苛刻的’条件，他们可以不干这份工作，干其他事也可以维持一个不算差的生活，而干这份工作则可以相对好一些。）尽管这实际上是一种被动而形成的理论，但毕竟你不能说一个具体的人他就是不得已而持这种理论，他可以说我原本就是这样的观念，从而保持了个人的人格尊严。而且，这种理论在事实的映衬下，会更深地影响着下一代。这正如下围棋一样，很多下法都是不正确的，但当没有对策对付某种下法的时候，它就能够赢，于是很多人都会走这样的下法。当有对策对付这种下法的时候，人们就不再走这样的下法。当所有错误的下法都有办法对付的时候，人们就只有选择那些稳妥的下法，那些稳妥的下法就成为一种定式，并且这种定式被上升到理论。
关于附发《利润留成办法》的通知
中国建设银行
关于附发《利润留成办法》的通知
1988年2月26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建设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计划单列市（区）分行，深圳、成都市分行，南京市中心支行：
为了进一步调动各行经营管理的积极性，逐步完善我行财务管理体制和利润留成办法，总行拟定的利润留成办法改革方案，业径今年1月份召开的全国建设银行工作会议讨论。现将新的利润留成办法及利润留成办法说明一并发给你行执行。
各行的利润留成比例，待总行收齐各行1987年度会计决算及有关资料计算确定后另行下达。在利润留成办法改革后需相应修改《会计核算办法》内部资金核算部分，将另行通知。
附件一：利润留成问题
为了逐步完善我行财务管理体制和利润留成办法，进一步调动各级行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促进全行业务的发展，对我行现行利润留成办法改革如下：
一、财务体制实行总、省、地、县分支行四级核算。少数基层行如因条件限制发行亏损，可以实行减亏考核，计算提留。
二、按“二、三、四”的比例计算留成比例，即留利额中，利润因素占30％，业务量因素占30％，人员因素占40％。实行按“三、三、四”比例计算利润留成比例的办法以后，利润留成不再划分计划内、超计划和信托等不同比例，改为按一个留利比例留利。
三、计算利润留成比例的依据和计算方法。
（一）确定留成比例的依据。
利润额：按1986年和1987年两年平均实现的利润数计算（含经批准本行独自经营附属企业的利润，下同）；
业务量：存款余额（包括财政性存款、企业存款、各项储蓄存款，不包括财政拨存资金）、贷款余额（包括各种拨改贷、信贷资金发放的各种贷款，各种委托贷款，但不包括地方财政委托贷款）按1986年和1987两年的月平均余额计算，拨款支出按1986和1987两年年末余额计算。
人数：按1986和1987两年年末固定职工和合同制职工平均数计算。
（二）确定留成比例的办法。
1.由总行分别计算出全行万元利润留利额，万元业务量留利额，每个职工平均留利额，作为计算留利比例的参数。计算公式分别为：
全行万元利润留利额＝（1986、1987全行平均留利数）×30％
÷（1986、1987年全行实现利润平均数）
全行万元业务量留利额＝（1986、1987全行平均留利数）×30％
÷（1986、1987全行业务量平均数）
全行人员平均留利额＝（1986、1987年全行平均留利数）×
40％÷（1986、1987年全行固定职工和合同制职工
平均数）
2.各分行基期留利额和留成比例的计算方法：
以上述全行万元利润留利额、万元业务量留利额、人员平均留利额分别乘各分行1986和1987两年平均的利润额、业务量和人数相加之和，为各行基期留利额，然后除以分行1986、1987年的平均利润数为基期留成比例。
计算公式：
［（全行万元利润留利额）×（分行利润额）＋（全行万元业务量留利额）
×（分行业务量）＋（全行人员平均留利额）×（分行人数）］÷［
（各行1986和1987两年实现利润平均数）］×100％＝分 行
留成比例
四、留成比例核定程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行的留利比例，由总行核定；各省分行在总行核定的留成比例范围内，核定所属行处（包括金融改革试点城市行、特区行）的留成比例。
五、按“三、三、四”计算的留成比例，从1988年开始暂定三年不变。如果财政部对我行的总留利比例变动，则按升、降率作相应调整，比例由总行当年通知。
六、对民族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三省，在按三、三、四确定比例后，上调留利比例1％。
附件二：利润留成办法说明
我行长期实行统收统支的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体制，收支不挂钩，不利于调动各行经营管理和全行职工工作的积极性。在经济改革的推动下，1985年我行对财务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把行政事业单位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改为收支挂钩利润留成的企业管理体制，向企业化迈进了重要一步。利润留成的财务管理办法，贯彻了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留利多少同各行经营好坏挂钩，同各行的发展基金，职工奖励基金和福利基金密切关联，它促使全行进一步重视经营管理，增强了成本、利润和经济核算观念，提高了经济效益。从1985年到1987年，三年全行共实现利润100亿元，其中大部分上交了国家财政，一部分补充了信贷基金，少部分留作了发展基金，在为国家增加积累的同时，也支持和促进了全行事业的发展，改善了职工福利。实践证明前一阶段我行财务体制的改革是成功的，效果是显著的。但是，通过三年实践，我们也看到现行财务体制和利润留成办法，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逐步完善，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核算单位和利润留成办法没有落实到基层，不能充分调动广大基层行的积极性。现行财务体制，全行实行总行、省行（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和计划单列市分行）、地（市）行三级核算，县支行未规定实行独立核算，目前除少数省对县支行实行利润留成试点外，绝大多数县支行仍实行收入上交，支出报批，这种收支不挂钩的办法，干好干坏一个样，不能奖勤不罚懒，缺乏调动广大基层行改善经营管理的动力和活力。二是利润留成比例的计算方法不够合理，在客观上还起到助长增人的弊端。现行利润留成比例是按人均留利额为基数计算的，没有考虑创利额和业务量这两个重要因素，形成人多利润少的留利比例高，人少利润多的留利比例低，虽然总行采取超计划利润分成比例进行调节，但仍不能彻底改变利润分配不合理的问题。三是留利计算手续繁锁。现行留利比例分为基本业务利润计划内留利比例，超计划部分留利比例，信托业务利润留利比例等等，这种一个行按多个留利比例留利的方法，不仅计算留利比例复杂，会计核算手续也很繁锁，而且不利于计划管理，每年编制财务收支计划时矛盾尤为突出，留利比例低的，为了能取得超计划部分的高比例，把计划利润尽量压低，留利比例高的，为了避免超计划部分的低比例，把计划利润打得很高，影响财务计划的准确性。
为了解决基层行的经营活力，克服现行财务体制的弊端，要继续深化改革。当前，实行全行业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尚需创造条件．因此这次财务体制和利润留成办法的改革，是在财政部对我行仍然实行利润留成制度的条件下，针对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改革完善，目的是通过进一步合理分配利润留成，鼓励各行改善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给予基层行独立核算和留利的权利，更好的调动全行的积极性，为国民经济建设贡献力量。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财务体制，由现行的总行、省行、地（市）行三级核算，改为总行、省行、地（市）行、县行四级核算。县支行实行独立核算是因为它是基层行，我们基层行的机构最多，人员最多，全行的大量工作靠基层去完成，基层行经营管理的好坏，对全行来说至关重要。基层行实行独立核算和利润留成，将会充分调动他们改善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和提高经济效益的积极性，为我行的发展和企业化创造条件。基层行实行独立核算后，个别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个别基层行暂时是亏损的，管辖行可以在上级行核定的留利范围内实行减亏考核的留利办法。
二、留利比例的计算方法，由现行单纯按人均留利额与利润额相比核定留利比例，改为按利润额占留利额的30％，业务量占留利额的30％，人员占留利额的40％与利润额相比核定留利比例。为什么要按照二、三、四的比例呢？这是考虑尽量照顾到全行和各地的实际情况，把留利分配得比较合理，使各行不至于差距过大，而又能鼓励经营管理好的行，鞭策经营管理暂时差的行，如果只按利润额分配留利，不仅各行之间差距太大，而且我行有许多业务收入很少甚至完全没有收入，显然只按利润额是不行的，还必须考虑业务量，那么只用利润额和业务量两项指标分配留利行不行呢？也不行，因为利润额、业务量，除了主观努力的因素外，更主要是由于客观条件造成的，所以在留利分配上，当前对人员数量的因素也是不能缺少的，而且必须占一定的比例，所以确定目前按三、三、四比例计核留利比例。为了防止一年的利润额、业务量和人数变化太大，在具体计算时，按1986年和1987年两年的平均额，其中存款、贷款为防止年度间变化过大，准备按月平均余额计算，使大家都不占便宜或吃亏。
按三、三、四比例计算出留利比例后，即按这一个比例核算留利，改变过去那种按基本业务计划利润留利比例、超计划部分留利比例和信托业务利润留利比例的核算留利办法。
留利比例的具体计算方法是：
1．计算利润留成比例的基本方法
以1986年和1987年的财务决算报表的数字为依据，由总行根据财政部核定全行的总留利比例，算出全行的留利总额，分别按30％计算出全行万元利润留成额，按30％计算出全年万元业务量利润留成额，按40％计算出全行每个职工的利润留成额，再根据各省分行两年的平均利润额、业务量和职工人数，计算出各省分行的留利基数，然后与两年平均利润额相比，确定各省分行的留利比例。
2．计算留利比例有关数据的口径
（1）利润额按1986年和1987年两年的平均利润计算。
（2）业务量，包括各项存款、贷款余额和拨款支出数。各项存款余额（包括财政存款、企业性存款、各种储蓄存款的余额，但不包括财政拨存资金），各项存款余额（包括拨改贷、信贷资金发放的各种贷款余额、委托贷款余额，但不包括地方财政委托贷款余额），存、贷款余额按1986年和1987年两年各月的平均余额计算。拨款（包括中央、地方基建和地质勘探预算拨款、地方机动财力拨款）按1986年和1987年两年年末的平均拨款支出计算。
（3）职工人数，按1986年和1987年两年年末固定职工和合同制职工（不包括临时工）的平均数计算。
3．为了照顾民族自治区的情况，按三、三、四比例计算出民族自治区分行的留利比例后，给予上调留利比例1％ 。云南、贵州、青海省分行比照办理。
4.为了适当平衡各省分行留利额，按三、三、四比例计算出的留利比例和留利额后，对人均留利特别高的少数分行适当下调留利比例，下调留利比例不超过1．5％。
5．新的留利比例核定后，准备从1988年起三年不变，改变过去按年核定留利比例，核定时间晚工作被动的局面，让各省分行心中有数，给予更多的发展余地，以进一步调动各行的积极性。但由于各行的留利比例受财政部核定全行总留利比例的制约，因此如果财政部对全行总留利比例变动，总行按升、降率对各省分行的留利比作相应的调整。
6．按三、三、四比例核定留利比例的办法，适用于总行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和计划单列市分行。分行对辖属行处核定留利比例可以比照这个办法，也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或补充核定留利办法，但全省留利例不得超过总行核定的留利比例。
实行新的利润留成计算办法后，原由总行核定的特区分行和十三个金融改革试点城市行（不含计划单列市）的留利比例，统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核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