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事务所证券投资基金法律业务执业细则（试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司法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公告[2010]34 号——律师事务所证券投资基金法律业务执业细则（试行）
〔2010〕34 号
现公布《律师事务所证券投资基金法律业务执业细则（试行）》，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附件：律师事务所证券投资基金法律业务执业细则（试行）.doc
http://www.csrc.gov.cn/pub/zjhpublic/G00306201/201012/P020101222634156258767.doc
律师事务所证券投资基金法律业务执业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投资基金法律业务，根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1号），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证券投资基金法律业务（以下简称基金法律业务），是指律师事务所接受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销售机构、其他从事或者拟从事基金相关业务机构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对基金管理公司、基金、基金销售机构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和验证(以下简称查验)，制作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的法律服务业务。
第三条 律师事务所及其指派的律师从事基金法律业务，应当按照《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证监会公告〔2010〕33号）的规定，对基金管理公司、基金、基金销售机构等相关行政许可事项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进行查验，确认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在确保获得适当、有效证据并对证据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独立判断。
第二章 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查验内容
第四条 对拟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主要股东的资格，律师应当对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十三条、《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2号，以下简称《公司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条件进行查验，内容主要包括：
（一）总体情况，具体包括：主要股东的名称、住所、成立时间、批准机关、法定代表人、股东构成、高级管理人员、财务负责人等情况。
（二）经营范围和股权投资情况，具体包括：是否从事证券经营、证券投资咨询、信托资产管理或者其他金融资产管理业务，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类企业、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控股其他企业等情况，持有基金管理公司的股权是否被出质、被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或者强制执行措施，是否出让过基金管理公司股权以及出让股权是否已满3年。
（三）注册资本金额是否在3亿元人民币以上，具体包括：是否实缴出资，资金是否如数到账，出资是否合法，是否存在出资不实、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等情况。
（四）是否具有较好经营业绩和资产质量情况，具体包括：股东资产情况、负债情况、税收情况，特别是最近3年盈利情况、净资本和净资产情况、拨备覆盖率和资本净额情况。
（五）最近3年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具体包括：最近3年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违法违规行为的具体情况，是否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违法违规行为的不良后果是否已经消除。
（六）是否存在挪用客户资产等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具体包括：是否存在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和客户信托财产行为，是否存在欺诈客户的行为，是否存在其他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
（七）是否存在因违法违规行为被监管机构调查或者正处于整改期间；如被责令整改，整改完成情况。
（八）是否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最近3年是否在税务、工商等行政机关，以及金融监管、自律管理、商业银行等机构存在不良记录，具体包括：缴纳相关税费及合同履约情况，在开立基本账户商业银行等的信贷记录，公司重大诉讼、仲裁案件，高级管理人员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第五条 对拟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除主要股东外其他股东、境外股东的主体资格，律师应当对照《公司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条件，参照前条规定进行查验。
第六条 对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确认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最终权益持有人，股东股权结构图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股东之间是否相互持股、是否同时持有第三方股权、是否同时被第三方控制，各股东的董事、主要管理人员是否有兼职现象，是否可能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第七条 对拟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章程草案，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章程草案是否已履行法定程序，章程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必备条款是否已经具备，规定任意性条款的具体情况和理由。
第八条 对拟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注册资本，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注册资本金额是否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股东关于出资额的安排，出资时间的安排，是否承诺用自有资金出资和不代为持有出资。
第九条 对高级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拟任高级管理人员是否符合规定的条件，是否已经履行法律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是否已经与主要业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主要业务人员是否具有基金从业资格，拟任高级管理人员和主要业务人员人数是否在15人以上，高级管理人员和主要业务人员是否存在在其他机构兼职的情形以及解决方案。
第十条 对拟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内部稽核监控和风险控制制度，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是否有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监察稽核、风险控制、合规管理等内部监控制度。
第三章 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分支机构的查验内容
第十一条 对公司的治理内控以及经营财务状况，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等相关机构之间是否分工明确、协调高效、相互制衡，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是否按照规定程序通知和召开；市场营销、研究投资、后台运营、风险控制、监察稽核和内部管理等内部控制是否完善；公司经营管理是否稳定，是否有较强的持续经营能力。
第十二条 对公司受处罚的记录，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在最近1年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违法违规行为的具体情况，是否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违法违规行为的不良后果是否已经消除。
第十三条 对公司被监管机构调查或者正处于整改期间的情况，律师应当按照本细则第四条第（七）项规定进行查验。
第十四条 对拟设立的分支机构的名称、场所、人员和设施等情况，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拟设立的分支机构名称是否规范，办公场所是否已经购买或者租赁，办公场所是否经过消防验收，主要业务人员是否具有基金从业资格，公司是否已经与主要业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第十五条 对拟设立的分支机构的职责和管理制度，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拟设立的分支机构的具体职责是否明确，是否已经经公司章程规定的组织机构授权，公司是否已为该分支机构制定了相关业务、行政管理制度。
第十六条 对拟设立分支机构的事宜是否已经获得公司内部有权机构的批准，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设立分支机构在公司内部应当由股东会、董事会还是经理层决定，是否已经经过公司内部有权机构批准。
第四章 基金管理公司修改章程的查验内容
第十七条 对修改章程的内容，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修改章程的具体内容，其中哪些部分是因为与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不相符而修改的，哪些部分是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修改的；章程修改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修改后的章程是否已经对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必备条款作了规定。
第十八条 对修改章程的程序，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修改章程的程序是否合法；修改章程提案提出的情况，公司股东会召开的情况，在股东会就修改章程进行表决时是否存在股东反对或者弃权的情形。
第五章 基金管理公司变更股东的查验内容
第十九条 对变更股东后新增股东的资格，根据新增股东属于基金管理公司的主要股东、其他股东还是境外股东，律师应当分别对照《公司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条件，参照本细则第四条、第五条规定进行查验。
第二十条 对新增股东是否以自有资金出资，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新增股东是否以自有资金出资，是否存在为他人代为出资或者由他人代为出资的情况。
第二十一条 对公司变更股东后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律师应当参照本细则第六条规定进行查验。
第六章 基金管理公司变更名称、住所和
注册资本的查验内容
第二十二条 对变更名称，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变更名称在公司内部应当由股东会还是董事会决定；是否已经经过公司内部有权机构批准；拟变更的公司名称是否已经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名称预登记手续；对公司所管理基金的名称的处理方案。
第二十三条 对变更住所，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变更住所在公司内部应当由股东会还是董事会决定；变更住所是否已经经过公司内部有权机构批准；新的住所是否已经购置或者租赁。
第二十四条 对变更注册资本，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事宜是否已经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各股东是否同比例变更注册资本；公司股东不同比例变更的，对公司治理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股东承诺增资的，是否已经到位并经过法定机构的验资，是否以自有资金出资。
第七章 基金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资格的查验内容
第二十五条 对基金从业资格，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拟任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已经取得基金从业资格，何时取得基金从业资格，所取得的基金从业资格是否在有效期内。
第二十六条 对法律知识考试，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拟任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已经通过中国证监会或者其授权机构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证券投资法律知识考试。
第二十七条 对相关工作经历和管理经历，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拟任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具有3年以上金融相关领域的工作经历（督察长拟任人选是否具有会计、监察、稽核等工作经历）；拟任高级管理人员此前所从事的主要管理经历的具体内容，该具体工作内容是否与拟任职务相适应。
第二十八条 对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拟任高级管理人员是否有《公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第二十九条 对申请人受处罚的记录，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拟任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3年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况，是否受到证券、银行、工商和税务等部门的行政处罚，违法行为的不良后果是否已经消除。
第八章 募集基金的查验内容
第三十条 对拟任基金管理人的主体资格，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业务资格，即是否为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
（二）人员配备，即是否具备符合规定并与管理拟募集基金相适应的基金经理等业务人员。
（三）合规情况，具体包括：最近1年是否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是否正在被监管机构立案调查或者正处于整改期间。
（四）前只基金的募集情况，具体包括：是否募集成功；募集失败的，投资人缴纳的全部款项及利息是否全部返还完毕并已满6个月。
第三十一条 对拟任基金托管人的主体资格，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业务资格，即是否为取得基金托管资格的商业银行。
（二）人员配备，即是否具备符合规定并与托管拟募集基金相适应的业务人员。
（三）合规情况，具体包括：最近1年是否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是否正在被监管机构立案调查或者正处于整改期间。
第三十二条 对拟募集基金的具体情况，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投资方向是否明确、合法；
（二）运作方式是否明确；
（三）基金品种是否符合规定；
（四）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五）基金名称是否表明基金的类别和投资特征，是否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欺诈、误导投资人或者其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内容。
第三十三条 对授权程序，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拟任基金管理人申请募集基金是否依法按照公司章程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第三十四条 对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关系，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是否为同一人、是否存在相互投资和持有股份。
第三十五条 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基金的募集设立，律师应当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拟任境外投资顾问、拟任境外资产托管人的主体资格进行查验。
第九章 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查验内容
第三十六条 对商业银行申请基金销售业务资格，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内设机构，即是否设有专门负责基金销售业务的部门。
（二）合规情况，即最近3年是否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
（三）制度建设情况，即是否制定了完善的业务流程等基金销售业务管理制度，是否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四）销售适用性情况，即是否建立了销售适用性管理制度。
（五）人员情况，即公司及其主要分支机构负责基金销售业务的部门取得基金从业资格人员的数量是否不低于该部门员工人数的1/2；部门的管理人员是否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熟悉基金销售业务，并具备从事两年以上基金业务或者5年以上证券、金融业务的工作经历。
第三十七条 对证券公司申请基金销售业务资格，除了对本细则第三十六条所列内容进行查验外，律师还应当查验：是否因违法违规行为正在被监管机构立案调查，或者正处于整改期间；是否发生已经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公司正常运行的诉讼、仲裁等重大事项。
第三十八条 对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申请基金销售业务资格，除了对本细则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所列内容进行查验外，律师还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注册资本符合规定，不低于2000万元人民币，且为实缴货币资本；
（二）高级管理人员已经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熟悉基金销售业务，并具备从事两年以上基金业务或者5年以上证券、金融业务的工作经历；
（三）最近3年没有代理投资人从事证券买卖的行为。
第三十九条 对专业基金销售机构申请基金销售业务资格，除了对本细则第三十六条至第三十八条所列内容进行查验外，律师还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主要出资人最近3年是否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的人员是否不少于30人，且不低于员工人数的1/2。
第十章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查验内容
第四十条 对审议事项，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是否属于必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事项；议案内容属于一般事项还是特别事项；议案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以及基金合同的约定。
第四十一条 对召集人主体资格，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是否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者代表基金份额10%以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第四十二条 对召集程序，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召集人为基金托管人、代表基金份额10%以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是否已经履行相关前置程序；是否依法公告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时间、会议形式、审议事项、议事程序和表决方式。
第四十三条 对参会人员情况，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参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代理人的数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的比例；亲自或者委托他人参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是否为权益登记日持有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第四十四条 对会议形式和议事程序，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以及基金合同的约定。
第四十五条 对表决情况，律师应当查验的内容主要包括：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以及基金合同的约定。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律师事务所为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的非行政许可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四十七条 本细则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试论刑诉法修改后少年刑诉制度的抉择
肖建国
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是我国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大成果。然而，由于主客观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次刑诉法改革的内容主要涉及的是刑诉中的共性程序，反映和揭示的是刑诉中的最基本的规律，并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特殊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上，所以，在学习和贯彻执行新刑诉法时，各方面对如何正确看待前一阶段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探索成果和发展前景，难免会产生种种模糊认识和看法。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正面临着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期，所有关注少年健康成长和从事少年司法工作的同志，都应该主动接受挑战，抓住有利时机，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少年司法制度。
一、少年刑诉特性是少年刑诉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依据
在诉讼理论上，刑事诉讼程序有普通程序和特殊程序之分。由于有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未成年人，他们的身心状况有别于成年人，因此，从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少年案件审理中的特殊性，并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案件审理的少年刑诉工作的特别审理程序。无论是国际社会少年司法制度的问世，还是我国少年法庭的建立和少年司法工作体系的初步形成，都是建立在少年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基础之上的。当前，人们所关注的刑诉法修正后少年司法制度还有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的问题，其实质同样涉及到少年刑事诉讼的特殊性问题。现在，新的刑诉法中规定的适用于少年案件的特殊程序不多，如果我们不从理论上深刻阐明少年刑诉的特性，不从司法实践中形成不同于普通刑事司法程序的一整套特有程序，那么，经过十年创建起来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就有夭折的可能。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提高对少年刑诉特性的认识及把理性的认识贯彻于实际操作过程中去。
少年刑事诉讼的特性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主观臆断的产物。人们对其的认识及其在实践中的把握和运用，都不过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结果。科学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在一定的社会和教育条件下，少年这一特定的年龄阶段必然会形成相应的身心发展特征，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所转移的。处在人生特定阶段的少年，更需要社会的关心，同样也更需要法律的保护。在少年因环境和教育的影响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时，这种关心和保护对于少年的改过自新和保持家庭的幸福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定，都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这一认识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得到认可，并导致1899年美国伊利诺斯州《少年法庭法》的诞生，以及二十世纪以来国际社会普遍推行的少年司法运动。198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实际上是国际社会对少年司法特性的最新和最充分的肯定。
毫无疑问，少年刑事诉讼是以少年身心特征为基点的。只要有少年身心特征的存在，就必然要求形成相应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和制度。现在的问题是，当今少年身心特征是不是那么明显，需不需要有专门的少年诉讼程序。如果我们把少年和少年违法犯罪问题放到特定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去研究，就会看到，改革和建设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伦理、法制以及人们的心理诸方面都产生了极其广泛、全面、深刻的影响，少年的身心特征势必会发生变化和有时代的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整个社会的物质条件不断改善，年轻的一代身体发育加快，身体成熟相对提前与社会成熟较晚之间的不协调已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为此有两方面的情况需要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一是在不良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少年因其身心特征，容易受到外界的腐蚀和毒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大背景下，少年犯罪固然有不可推卸的个人因素，但更有家庭、学校和社会的责任，对犯罪少年的处理，应该采取较为宽恕的法律标准和符合其身心特征的审理方式；二是少年可塑性强，如果社会能够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他们将会比成年犯罪人更容易矫治。反之，就不利于少年回归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和大量的案例都雄辩地证明，社会的发展并没有消除或减弱少年身心特征，因此，建立在少年身心特征基础之上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应该予以保留和发展。从更深刻的意义上看，保留和发展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不仅符合少年的身心特征，有利于少年的成长，而且有利于家庭的幸福和社会的稳定。因此，任何怀疑少年刑事诉讼特性以及反对少年司法制度进一步探索的认识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二、刑诉法改革与少年刑诉特别程序
应该承认，1979年我国在制定刑诉法过程中，就已经注意到少年刑诉的特性，并作出某些具体规定，例如：少年案件不公开和一般不公开审理（第110条）；应当为少年被告人指定辨护人（第27条）；
在讯问和审理少年被告人时，可以通知他们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第10条）；等等。这些适用于少年案件审理的制度和方法，经过多年司法实践的检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对此，刑诉法修正中基本上仍然予以保留。但能不能说，我国的少年刑诉特别程序已经很完善了呢？笔者认为未必如此，其理由是：
首先，国际社会少年刑诉程序的发展表明，少年刑诉特别程序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单凭少年刑事实体法的规定或依其作出的裁决，是不可能达到少年刑事实体法的目标和任务的。因为任何少年刑事实体法的实施，需要有一个使之实现的过程、手续或方法，这就必须有少年刑事程序法的助成。少年刑事程序法除了有专门的原则之外，还针对少年案件一般要经历的立案、预审、起诉、审理和执行等诉讼阶段，作出了范围极其广泛的规定，其中尤以专门的审理机构和专业官员、特别的诉讼权利、广泛的犯罪背景调查、简便的审理方式、有限制的强制措施等为重要，按照《北京规则》要求：“诉讼程序应按照最有利于少年的方式和在谅解的气氛下进行，应允许少年参与诉讼程序，并且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实际上揭示了少年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即诉讼中的少年保护优先的原则；此外，我国还发展了国际社会关于少年刑事诉讼的思想，提出了对违法犯罪少年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因此，我国少年刑事诉讼制度的探索，不仅吸取了国外的有益经验和做法，而且有自己的创造，有自己的特色。由此可见，少年刑诉特别程序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国现有的诉讼法还不可能全部概括，发展的前景很广阔，我们应当在现有的刑诉法中作出更加明确、全面的规定（国外一般设专门章节予以规定），抑或制定专门的少年刑事诉讼法。
其次，我国十年来的探索在许多方面发展了少年刑事诉讼特别程序。少年刑事诉讼特性的核心，即少年刑事诉讼区别于普通刑事诉讼的内在根据，就在于对少年违法犯罪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原则，我国十年来的探索实际上是在诉讼程序方面寻找出贯彻这一方针和原则的载体。从已经得到理论界和司法界公认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看，我国不仅吸收了国外少年司法制度中的科学程序和做法，而且在许多方面有所发展和前进，例如，审理机构的专门化和特邀陪审员制度、社会调查制度、寓教于审制度、“司法一条龙”制度、综合治理制度等，但由于种种原因，在这次刑诉法修正中没有被采纳。但这并不能否定十年的探索，也并不是说修正后的刑诉法已完美无缺，我们可以终止少年刑诉特别程序的进一步探索。当前，一方面，世纪之交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少年的成长寄予很高的期望；另一方面，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不尽理想，少年违法犯罪仍在增多。单纯的惩治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正确的做法是对那些失足的少年，继续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原则，不仅前一阶段的成果要继续保留，还要对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探索，通过实践形成更多的、成熟的经验和做法，以便能早日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和制度。
另外，刑诉法改革为少年刑诉特别程序的进一步开拓奠定了基础。这次刑诉法的修正，最关键和最核心的是刑诉法的指导思想的变化。笔者认为，刑诉法的修正形式是很具体的，但从反映的内在的本质看，是很深刻的，那就是在刑诉法的修正中贯穿了一条主线，即在保证及时、有效地惩罚犯罪的同时，注重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在明确各诉讼主体职责分工的同时，加强对诉讼主体的制约和监督。刑诉法就是在这样一种新的理性认识下作出具体的修正的，它同时也为今后少年刑事诉讼程序的探索，指明了方向。我们应该把握这次刑诉法修正的本质，把刑诉法修正中的指导思想运用于探索少年刑事诉讼的特殊现象中去，这样就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少年刑事诉讼的特殊现象和制定出更加科学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今后我国少年刑诉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应该在严格依法办案的基础上，继续探索，为立法提供实践依据。从刑诉法修正的指导思想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即今后的探索除了要继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原则外，还应该围绕怎样才能“在保障及时、有效地惩罚犯罪的同时，注重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怎样才能“在明确各诉讼主体职责分工的同时，加强对诉讼主体的制约和监督”来开展。
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创建是以少年刑事诉讼程序入手的，无论从立法还是从司法实践来看，少年诉讼程序法建设要早于和快于少年刑事实体法建设。目前，刑诉法的修正为我们发展和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指明了方向和目标，使得我们能够超越一种传统的、已接受的思维模式去不断探索，构建更为科学有效的少年司法制度的新的理论框架和诉讼程序。修正后的刑诉法只解决了刑事诉讼中的共性问题，而不可能揭示少年刑事诉讼中的个性问题，唯有在对刑事诉讼中的共性问题的了解和掌握基础之上，对少年刑事诉讼中的个性问题加以深入的研究，通过深入事物的内部，弄清它的内部结构，了解它的基本特征，掌握它的内部联系，最终方能把握它的规律性，这样才真正有助于我国少年刑事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三、刑诉法改革后少年刑诉特别程序探索过程中的实际操作
我们认为，刑诉法的修正是历史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又是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的。刑诉法修正的事实表明，新的刑诉法没有解决少年刑事诉讼的特性，故对少年刑诉特别程序的探索决不应该停止。当前，我们应该在学习和贯彻落实新刑诉法的同时，把少年刑诉特别程序的探索结合进去，力争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探索，并为法律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以加快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建设。在此，笔者对刑诉法改革后少年刑诉特别程序探索过程中如何实际操作和把握问题，提几点看法：
一是对刑诉法修正的指导思想要很好理解，要运用好修正后的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更好地贯彻落实对违法犯罪少年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原则。我们除了要切实严格按照刑诉法办案之外，还要看到，修正后的刑诉法中的有关规定为少年案件审理中寓教于审提供了可能。这里略举一例：少年案件大多数是量刑在三年以下的刑事案件，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简易程序由于其特殊的审理形式，非常符合少年的身心特点。少年案件的审理中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即迅速简约原则，这是因为，少年案件在诉讼中愈是过份讲究形式的规范，愈会造成极大的心理创伤；在诉讼阶段停留的时间愈长，愈可能受到其他同监人的危害。我们在办理少年案件时，要力求使少年案件的简易程序能有特色。必须指出，少年案件强调“简易”，但不能放弃教育感化工作，不能忽视少年特殊诉讼权利的保护。根据具体的案件，使每个适用简易程序的少年案件都能在合适的氛围下进行审理，都能开展针对性的教育感化工作，这就必然会大大提高办案的质量。
二是对那些虽未在新刑诉法中作出明确的决定，但在有关司法解释中已有规定的，应重新分析研究，决定取舍。少年司法实践的发展，形成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促使一些司法解释的问世。随着刑诉法的端正，这些司法解释是否符合新刑诉法的规定，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笔者认为，这些司法解释的基本精神仍然是正确的，是符合新刑诉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多数具体的规定也是可以继续适用的。但有些规定值得深入研讨。例如，在少年案件中实行的全面社会调查制度，构成了少年案件审理的特色。它是在查明犯罪事实的同时，特别强调对少年生理心理特征、成长的经历、违法犯罪的原因和条件、家庭和学校以及社会的背景等进行调查，根据社会调查的材料，开展针对性的寓教于审工作和科学的定罪量刑。但社会调查究竟应该是诉前的调查，还是审前的调查；调查的主体究竟是法院，还是检察院、公安机关，乃至于社会团体；调查的内容和形式应该如何把握；调查结果是否应该在开庭时宣读和质证；等等，都应该继续加强研究；又如，寓教于审必须贯穿办案的始终，还有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教育阶段。如果庭审教育作为一个特定的阶段必须保留的话，是放在宣判前进行，还是放在宣判时进行，或者放在宣判后进行。类似这些方面，新的刑诉法虽然没有具体的规定，但我们可以从修改刑诉法的指导思想中得到启迪。
三是对那些虽未在新刑诉法中作出明确的规定，但符合我国的刑事政策、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且与新刑诉法不违背的，应继续大胆探索。没有探索精神，就不能认识新事物及其规律，就不会有少年司法制度的今天，更不会有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我们常讲要维护法制的严肃性，要求司法机关依法办案，但作为改革之中的中国社会和法制，特别是在创建过程中的少年司法制度，没有开拓创新是不行的。应该承认，这几年来我们坚持了探索精神，有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得看到，我们的前进步伐还不快。我们应该紧紧抓住新刑诉法实施的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法律的范围内加大探索的步伐。随着新刑诉法的施行，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例如：起诉书和公诉词等法律文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诉讼权利；少年受害人和证人的特殊司法保护；少年案件审理中的法律监督；公安司法机关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范围和途径；等等。通过探索来推进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也是我们对社会、对历史的最大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