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颁发《福州市市区机动车道路停车管理办法》的通知
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政府
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颁发《福州市市区机动车道路停车管理办法》的通知
榕政[2005]15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琅岐经济区管委会，市直各委、办、局（公司）：
《福州市市区机动车道路停车管理办法》已经2005年4月18日市人民政府第1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颁布施行。
福州市人民政府
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福州市市区机动车道路停车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福州市市区交通管理，合理利用城市道路资源，规范机动车在道路停放行为，保障城市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福州市城市停车场建设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机动车道路停车，是指机动车（不含二轮摩托车，下同）在市区道路上设置的道路停车泊位停放行为，城市道路包括车行道、人行道、路肩边坡、公共广场、桥头桥下空地、沟沥河渠盖板及道路建设用地。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区道路停车泊位设置和机动车停放管理。
第三条 福州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
建设、规划、城市管理执法、物价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四条 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市规划、建设等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规划制定市区道路停车泊位设置规划，确定道路停车泊位的数量和具体位置，并报市人民政府审定。
第五条 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规划设置道路停车泊位，按照国家标准完善停车标志、标线等设施。
第六条 设置道路停车泊位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不属于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二）该路段配建停车泊位不足、公共停车泊位不足、停车需求较大；
（三）距设置点300米范围内没有道路停车泊位、宽度大于6米的人行道可以进行改造，设置道路停车泊位，且设置后人行道宽度不小于4米；
（四）不影响其它市政设施及各种地下构筑物的正常使用。
第七条 在下列路段不得设置道路停车泊位：
（一）交通严管街、城市交通核心区主干道的机动车道（港湾式机动车道和实行单向通行的机动车道除外）和城市快速路的机动车道（辅道除外）；
（二）在双向四条机动车道（含）以上的道路上,距交叉口50米范围内的车行道；在双向四条机动车道（不含）以下的道路上，根据交通管理要求，距交叉口25米范围内的车行道；
（三）和机动车道之间设有硬隔离、宽度小于5米的非机动车道；
（四）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在同一平面的非机动车道；
（五）人行道的盲道上；
（六）铁路道口、急弯路、宽度不足4米的窄路、桥梁、坡路、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50米的路段；
（七）公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者消防队（站）门前以及距离上述地点30米以内的路段；
（八）在公共停车场（建筑物配建的停车场除外）周边300米—500米范围内。
已配建停车场未充分使用、有闲置停车泊位并已对外开放的建筑物，闲置泊位50个（含）以下的，其周边100米范围内不得设置道路停车泊位；闲置泊位50个以上、100个（含）以下的，其周边200米范围内不得设置道路停车泊位；闲置泊位100个以上的，其周边300米范围内不得设置道路停车泊位。
第八条 道路停车泊位经营管理遵循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由经营者负责道路停车泊位咪表（即电子自动缴费停车设备）系统的建设、维护和管理，并收取占用城市道路资源费。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咪表系统进行验收。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制定招标投标具体办法，采取招标投标方式确定经营者，经营期限届满后应予收回。
第九条 道路停车占用城市道路资源费的具体收费标准由市物价部门按照“分区域、限时段、高于地下停车场收费标准”的原则核定，区域和时段由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确定。
经营者应当按照核定标准收取停车费，并在道路停车泊位范围内明示收费标准、计费办法、停车时段和使用守则等，实行收费公示，接受物价部门的监督检查。
除确定的免费停车区域外，停车人应按标准交纳占用城市道路资源费。
经营者不按照标准收费或不使用核定发票收费的，停车人有权拒交。
第十条 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负责道路停车设施的维修、保养、更新，保持停车标志、标线清晰和完整，保持道路停车泊位环境清洁；
（二）管理人员佩戴统一标志，规范管理，维护机动车停放秩序；
（三）定期清点停放车辆，发现长期停放或可疑车辆，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四）因交通管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其他公益项目建设需要撤销或者迁移道路停车泊位的，应服从调整。
第十一条 因重要活动、突发事件或紧急疏导交通需要临时设置或关闭道路停车泊位的，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有权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其他公益项目建设需要撤销或者迁移道路停车泊位的，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备案手续，依法终止经营合同，并给予经营者适当补偿；因其他项目建设需要撤销或者迁移道路停车泊位的，项目建设者与经营者就赔偿标准达成一致意见后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第十二条 使用道路停车泊位停放机动车的，停车人应当按照划定的车位，依次序停放机动车，车身不得超过停车位，不得影响其他车辆或行人通行。机动车借道进出停车泊位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或行人通行。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设置、撤销道路停车泊位；
（二）损坏或者擅自拆除道路停车设施；
（三）机动车辆携带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及其他危险物品在道路停车泊位停放；
（四）在自动缴费设备上涂抹、刻划或者张贴悬挂广告、招牌、标语等物品；
（五）其他侵害道路停车设施的行为。
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市公安交通、城市管理执法等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市公安交通管理等行政管理部门执法人员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不依法处理或者互相推诿的，以及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的应用
王占洲
摘要：在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在有罪判决生效之前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主要依据，因而不仅需要为其设置科学的合乎逻辑的证明标准，而且还应当在具体应用中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功能。
关键词：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 强化因素 弱化因素 刑事诉讼
我们为刑事诉讼中的“社会危险性”设立了相对确定的标准，即在一定的固定值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可变量以适应“社会危险性”的可变性，运用分层理论来设立“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标准：生理条件——即通过对其生理状况的分析，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备继续危害社会、他人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生理能力，以及在该生理能力支持下所能够达到的程度；心理条件——即通过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密切相关并存在于客观的一些已知因素来论证其主观上是否具有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及其程度[1]。通过这些条件主要分析其生理上是否具有触发社会危险性的能力和心理上是否具有触发社会危险性的内心起因。（关键在于各证明标准所包含的内容及其对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可能性的影响力，同时还必须考虑各证明标准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完整的证明过程，当然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证明过程没有必要在表格中直接描述出来，因为在这里同时也需要考虑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程序性特点，但当判断结论受到质疑时，则应当公布这一证明过程，以使对方有针对性的行使自己的抗辩权利）。因而从“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的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客观影响来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和强化因素，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足以使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在未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也能合理化排除的因素，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的使其基本丧失行动能力或严重削弱其行动能力的疾病、免除处罚的情节、涉嫌过失犯罪等；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非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不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的因素，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主犯或累犯、有妨碍刑事诉讼的前科、涉嫌或被控犯罪可能适用死刑等；同时从概率角度主要讨论各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对社会危险性的综合影响等。希望能够以此为基础更进一步完善“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标准。
一、社会危险性的影响因素的存在状况
从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来看，其可能存在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属于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例如犯罪嫌疑人甲涉嫌抢劫，但具有自首情节和重大立功表现，依刑法规定对其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在这里可能有人要说，具有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无社会危险性，即便是应当免除处罚也是以行为人构成犯罪为前提，如果行为人不愿意接受有罪认定，那么他也可能存在基于避免有罪认定而实施妨碍刑事诉讼行为的可能性，从理论上讲的确如此，对于具有犯罪嫌疑的人，我们无法绝对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进行的可能性，因而，我们只能说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具有在未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合理化排除妨碍刑事诉讼可能性的功能，其所表达的是在常规情况下一个正常人对此做出的选择。当然可能有人会对这种选择作为判断依据的合理性提出疑问，在常规情况下一个正常人对此做出的选择同时也意味着在非常规情况下非正常人对此做出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如果在认识到这种非常规可能性的情况下做出社会危险性较小的判断，进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非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但最终因例外情况的出现而导致妨碍刑事诉讼行为的发生，此时能否因此否定判断依据和判断结论的合理性呢？我们认为当然不能，这可以在刑事审判中找到相同点，在无法绝对排除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可能性时，只要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可能性比其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在证据上更充分或更具证明性，就能以合理排除构成犯罪的可能性而判决被告人无罪，而当判决以后因新的证据证明该被告人有罪时，可以以此从实体上最终改变原来的判决，但却不能因此否认原判决在当时特定情况下程序上的合理性和实体上的准确性。
第二种情况是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属于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例如犯罪嫌疑人乙涉嫌抢劫致人死亡，依刑法规定对其应当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而且其在此之前因盗窃罪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的第3年再抢劫并致人死亡，符合累犯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如乙罪名成立极有可能被适用死刑，该因素的存在使得非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不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希望促使其逃避刑事诉讼是一个人的自然反应，当然其所表达的也仍然是常规情况下一个正常人对此做出的选择，因为如果乙认罪伏法求死心切，其在未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也不会妨碍刑事诉讼的进行，我们只能说乙可能被适用死刑这一因素使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更具合理性。
第三种情况是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既有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也有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这在司法实践应当是最常见的情况，无论是强化因素还是弱化因素均只是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或可能存在的状态所做出的预测或者风险评估的依据，而且基于对社会危险性是一种概率的认识，在可能发生的行为或可能存在的状态变为现实之前这种依据都还不能称之为确切的依据（注意确切的依据不同于现实的依据，这里所指的依据都是现实存在的，但它不是确切的依据，因为它不是使证明结果完全具有排他性的依据）。那么当两种因素共同存在但都不足以使自身推出的证明结果具有排他性时，其更是处于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对抗之中，在这种时候即便只是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强弱或者存在的概率也具有着证明的复杂和交叉性，因为这两种因素分别预测两种不同的不可能完全确认的可能性，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可以推出在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合理化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但同时其不能彻底否定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的存在，同样的，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可以推出在非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不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其也不能彻底否定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
二、社会危险性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社会危险性”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何种强制措施时，依据已经发生的行为或已经存在的事实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做出的预测或者风险评估，其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可变性的特点，从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来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也不可能单纯是决定有社会危险性的因素与决定无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或者减弱因素与加强因素，而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存在并通常处在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对抗之中，因而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判断它绝对有或无（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做出的预测或者风险评估既不要求也根本不可能达到绝对化），而只能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强弱或者存在的概率。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既有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也有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当两种因素同时存在时，每一种因素所引起的合理化可能性都同时受到另一种因素所引起的合理化可能性的削弱和非合理化可能性的加强，就其本质而言是两种因素所具有的证明力发生了直接的对抗，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时如何对证明力进行评价呢？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讨论 “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中各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主要原因。当然，这种相互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也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同一种状态，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必须建立在概率的基础之上。
（一）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所谓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当两种因素同时存在时（当然只是指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和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促进之间的作用力方向不一致时，除此之外的情形应无考察的必要，因为当作用力方向一致时只存在作用力简单相加的问题）两种条件之间的效力优先性问题，即在考察同时具有该两种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具有的社会危险性时对该两种条件的作用力大小以及作用力方向的判断问题。实际上我们在对社会危险性最初的讨论里已经简单谈到了两种条件之间的基本关系，即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理因素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的第一层面的证明标准，而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心理因素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的第二层面的依据，当然这是从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的设置角度来认识两者在证明标准中的地位，虽然也反映了两者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只是一种宏观界定，在利用《“社会危险性”判断列表》来具体分析社会危险性时这种界定尚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因而我们认为仍有必要对两种条件同时存在时的关系作更进一步的分析。当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同时存在时，两种条件处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状况，一般来说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应居主导地位，除非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之所以作这样的理解，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然属性来看，涉及适用强制措施需考虑其社会危险性的只是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中的自然人，而对于自然人而言，在其生理因素与心理因素的关系中，生理因素当然处于基础地位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主导地位，心理因素以生理因素为载体，心理内容只有通过具体的生理行为才能外化为能够为他人所感知的形式，也只有如此才能使其具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现实可能性，就如同我们根据犯罪构成理论评价行为人的思想时所强调的，只有思想外化为行为或者即使只是言论时才具有考察其是否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如果其仅仅是存在于内心的思想则无论其内容怎样均不可能构成犯罪。另一方面，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属性来看，在刑事诉讼中其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作为在法律上尚未被确定为有罪的人，但同时负有必须无条件承担强制措施所带来的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后果的法律义务，司法机关据以剥夺或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唯一依据就只是其可能具有的社会危险性——由其所涉嫌或被指控的犯罪（尚未确定的可能性）＋其它个人因素所得出的二次可能性推定，对这一依据的确认当然应当具有充分的理由，至少应当能够合理排除与之相反的可能性，这是与司法机关行使权利相对应的责任的承担，同时在对抗中必须无条件承担不利后果所引起的全部责任的一方，也应当在某些方面获得相对应的补偿。因而，在这里我们将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优先考虑的主导因素，也可以作为是指控以证明为基础的具体体现罢。第三方面，从诉讼证明的角度来看，在刑事诉讼中证明不仅仅存在于审判中，可以说凡将不能全真复制或再现的事实作为某种权利决定的依据时，都要求证明的存在，而作为强制措施适用依据的“社会危险性”是从已发生行为中反映出来的与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紧密相关的一种可能性，依据已经发生的行为或已经存在的事实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做出的预测或风险评估，对于它证明更是必不可少的[2]。既然“社会危险性”的认定中存在证明那也就应当存在更进一步的证明责任的承担，而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风险负担，它也必定与某种法律后果相联系，当提出主张一方不能合理化排除与之主张相反的可能性时，其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此也可以理解为，对于提出主张一方而言，存在并能够证明与之主张相反的可能性的依据时，该依据也应当是其必须合理化排除的内容，反之，对于提出主张一方的相对方而言，客观存在并能够证明与提出主张一方主张相反的可能性的依据也应当具有着证明的优先性，因而，在这里我们将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优先考虑的主导因素，也可以作为是指控以证明为基础的具体体现罢。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关系具体可表现为三种情况：
在第一种情况下，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作用力明显大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或者也可表述为没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在社会危险性是否存在或者程度强弱的判断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在这里我们仍然要强调这种决定性的作用也只能是相对的决定性作用，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使其基本丧失行动能力的疾病——下肢瘫痪，其所涉嫌的或被指控的罪名为故意伤害罪并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在这两种不同方向的作用力的对抗中，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虽不能绝对排除其社会危险性，但可以决定其社会危险性处于一种明显相对较弱的状态。
在第二种情况下，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即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促进力使得我们在社会危险性是否存在或者程度强弱的判断中不能充分排除其社会危险性处于一种相对较强的状态，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使其对特种药物产生持续依赖性的疾病—晚期视网膜型糖尿病，除非持续按照专业医生根据病情所开的剂量服用特种胰岛素即极有可能导致其眼睛流血甚至失明，但其所涉嫌的或被指控的罪名为贩卖毒品罪并可能被判处死刑，这时如逃避侦查或审判肯定会导致其不可能持续按照专业医生根据病情所开的剂量服用特种胰岛素，其必须承受着双目失明的风险，但是在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渴求面前这种风险已经显得并不重要，这使得逃避侦查或审判致刑事诉讼无法进行的可能性处于无法合理性排除的状况，以此可进一步确认其具有相对较强的社会危险性。
在第三种情况下，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促进力与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形成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处于相对均势，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形成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可以推出在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合理化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但同时其不能彻底否定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的存在，同样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促进力可以推出在非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不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其也不能彻底否定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其所涉嫌的或被指控的罪名为故意伤害罪并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在前一次刑事诉讼过程中曾经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其故意逃避使侦查活动无法正常进行，表面看来虽然在这两种不同方向的作用力的对抗中谁也没有取得明显的优势，但这时仍应遵循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应居主导地位的原则，既然没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曾经具的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对社会危险性的促进力明显大于其作为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这一状态对形成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那么便应当认为妇女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这一特殊状态使得在未对其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已足以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更具合理性。
（二）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关系
我们之所以有必要考察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在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既有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也有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而且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可能将两方面的因素同时集于一身，此时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因其证明力的不同方向而发生直接的对抗，我们所要考察的也正是这种对抗中所存在的规律性的东西[3]。我们在前面已经对“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应居主导地位，除非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这一命题做出了初步论证，基于相同的理由，我们可以由此更进一步的推出“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弱化因素在社会危险性的判断中应处于主导地位，除非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强化因素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弱化因素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这种对抗可能存在于以下两种情况：
在第一种情况下，以明确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不具有形成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为前提，或者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其在生理能力方面不具有合理化排除或明显弱化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此时，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成了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决定性因素，此时，对抗只发生在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即在没有充分理由证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强化因素的主导作用时，优先考虑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弱化因素在社会危险性预测中的作用，而且这种优先性的丧失只能基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强化因素的主导地位的确立。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嫌的或被指控的罪名为过失致人重伤罪，可能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无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的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但其在前一次刑事诉讼过程中曾经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其在没有被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情况下故意逃避使审判活动无法正常进行，此时，对抗只发生在涉嫌或被控犯罪的性质、严重程度及其可能的判罚与是否有妨碍刑事诉讼的前科这些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依据有利于强制措施效力承担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相对主导作用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妨碍刑事诉讼的前科这一条件既不能合理性排除与之证明结果相反的可能性，也不能至少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方面明显大于涉嫌或被控犯罪的过失性质、可能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判罚在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因而，可确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具有相对较弱的社会危险性，即可证明未对其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已足以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更具相对合理性。
在第二种情况下，以明确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具有形成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为前提，或者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其在生理能力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化排除或明显弱化社会危险性的因素，但并不能直接成为“社会危险性”大小或强弱的决定性因素，其主导地位的是否确立还有待于同时存在的两个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对抗结果，当然同时存在的两个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也只是决定 “社会危险性”大小或强弱的部分因素，此时，既有发生在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对抗，也有发生在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和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对抗，两种对抗结果在主导性因素的确立过程中都直接发挥作用，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其所涉嫌的或被指控的罪名为故意伤害罪并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在前一次刑事诉讼过程中曾经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其故意逃避使侦查活动无法正常进行，在本例中，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不能直接确立社会危险性的主导地位，而必须以故意的犯罪性质、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与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间的对抗结果为前提，故意的犯罪性质、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在受到可能被判处较低刑罚的弱化后，其既不能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强化因素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弱化因素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当然就更不能否定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的主导地位。实际也就是通过二次论证来确立居于主导地位的证明因素。
参考文献：
[1]王占洲、林苇：“当事人取保候审权利保护之不足”[J]，《贵州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4）。
[2][英]伯特兰.罗素：《逻辑与知识》[M]，苑莉均译，北京：商务印馆，1996。
[3][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馆，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