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及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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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任何传统的形成都有特定的基础。中国独具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便可从自然环境因素、生产方式因素与思维方式因素上找到理由。在法文化传统产生之时，自然环境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法文化的动态变迁，起决定作用的却是生产方式因素。三因素中任何一个的根本性变革都将带来法文化的巨大变动。今日中国面临的是三因素同时经历根本性变革。这就是今日中国法文化所面对的充满挑战的处境，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关键词：法文化传统 形成基础 自然环境 生产方式 思维方式
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当我们改革旧有的法律制度，总会遇到无形的阻力顽强抵抗；当我们借鉴先进的法律制度，总需要有艰难曲折的本土化过程；当理论上完美的新法律制度被设计出来运用于实际生活，原有的习惯往往将其改头换面得千疮百孔……主要缘由是法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因为“传统不仅仅过去了，它还确确实实地现存着。它积淀在每个现代人的心灵深处，流贯于每个人的周身血液，外现于人的各种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并物化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习俗、规范以及形形色色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里。当代人无时无刻不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强大氛围之中，感受着它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以致于历史每迈出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藉，时而又力图摆脱它的羁绊。传统和当代是一对相生相克的范畴：传统制约着当代的进程，当代反过来改造和消融传统……”［1］
与今日中国法制建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法文化传统虽历经几千年的洗刷、积淀，依然仍保留着其独特的品质，它的尚“礼”， 鄙“诉”，重“刑”，轻“民”等等，仍在隐隐影响着当代人的法制心理。这些特质在法文化产生之时便初见端倪。可以这样说，是中国法文化产生之源，决定了它日后的走向，正如人的性格在初生婴儿身上便可窥见一斑一样。决定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的基础因素是什么呢？
一、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探析
最初的法由习惯演变而来，据《左传》载，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的《禹刑》，便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的习俗陆续积累起来的习惯法。［2］在国家产生之前，氏族内部的人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为适应调整人们相互间关系的需要产生了习惯。不同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习惯。又是什么导致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呢？
（一） 自然环境因素
中国的地貌结构由西向东，依次为草原、荒漠，河谷平原（间以丘陵）及东南狭长的沿海地带。上古时期的先民无力对抗东南部的汪洋大海，这里没有留下多少先人的足迹；西部、北部辽阔的草原孕育了游牧民族，带给他们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的生活。散居与不断的迁徙决定了这里产生不了相对稳定的、主流的法文化传统。再看中原以至江南河谷平原，这里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优厚的自然环境很适于人的生产、生活。中国古代文明理所当然率先在黄河、长江流域绽放出灿烂的花朵。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文明的主体在河谷平原中产生。但这块被东南的大海，西北的荒漠，西南边的崇山峻岭包围的土地，与外界几乎隔离开来，是相对封闭的独立个体，使得中原文明一产生便带有地域上的封闭性。
（二） 生产活动因素
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条件使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必然选择。此时的农业生产有如下特色：
特色一：生产力低下，面对自然界的种种突变，人显得苍白无力。先人们只能靠天吃饭，乞求风调雨顺。夏人乞求“天”，商人乞求“神”，实际上神即是天，是“人”化了的天，并且商时的神与逝去的祖先合而为一称为“祖先神”。“天”是先人们认为的独立于人之外的超于人的主宰一切的力量，人们心中对它充满畏惧，心甘情愿地服从它的支配，顺从“天命”。
特色二：尽管自然界有许多突变，但四季的更替相对稳定，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人们的生活相对有规律地循环着。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周而复始的封闭循环的生活方式。
特色三：常年耕作让其中一些人总结出种植农作物的宝贵经验，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些人获得人们的崇敬，享有崇高的威望。并且“耕作在平原，则有平水土驱蛇龙的必要”［3］,克服水患，获得水利也是生产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使类似“大禹治水”的事成为历史美谈。从史料记载中看治水似乎是禹一人的事，可我们清楚在当时的条件下，全民一齐与水斗争都未必有效，一人治水哪能成功？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大禹治水有功，取得大众的尊敬爱戴与崇拜，进而被神化了。
特色四：农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有肥有瘦，不同地域的土地适宜种植不同的农作物，辛苦劳作的农民等待着收获，也等待着把这一年积累的经验在来年中更好地适用。结果他们世世代代在一块土地上生活，安土重迁。人最初的由血缘集合群体的本能因农业生产而变得更加稳固和发展。
（三） 思维方式因素
对法文化传统形成有最直接影响的是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以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地理环境及随之而来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活动，使中国人呈现出温和、持中，思维方式较封闭、保守，易顺从、盲从，也更务实和守成的特点。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
其一，温和、持中。在天命、王命主宰一切的年代，作为社会的一员，人们相信命运天定；作为家庭的一员，所有家庭内部事务由家长决定。个体一出生，便有特定的身份与地位，有特定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道路。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无需努力，无需担忧，坐享其成，享受着血缘带给他们的安逸与舒适；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努力无门，血缘决定了他们世世代代都将是被统治者。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一意孤行，必须与群体认同便是社会对人的要求，人因此温和而持中。
其二，封闭、保守。在生产力低下的上古社会，农业生产靠经验。很少有人会以一年的收成为代价去冒险种植新的作物或尝试新的种植技术。并且自身的农业生产已能基本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人们没有必要与外界交流。常年累月，人把自己禁锢于一定区域，思维自然就封闭且保守。这与游牧民族与海洋民族人随时准备应付大自然的挑战，不断面对新的社会群体，人充满斗志与锐气不同。
其三，顺从、盲从。农业生产凭借经验，有经验的人理所当然地获得人们的崇敬，成为氏族的首领。同时积累丰富生产经验的只能是年长者，这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依靠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的巩固。既然是权威，其他的人则必须尊从。在社会上听从国家，在家庭中听从尊长，从整体上讲二者又是一致的。顺从成了中国人的又一特色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顺从也带来盲从，俯首贴耳、察言观色便是顺从带来的负面效应，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劣根性的重要一面，导致我们的民族缺少创新，个性缺乏伸张。
其四，务实、守成。由于命运与生俱来的，对于未来人无太多的期盼，大多数人只把注意力集中于眼前事物，守着已有的业绩；农业生产，耕种多少收成多少，半点都偷懒不得，人只能实实在在，不能像商人那样去投机钻营。思维因而务实。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国传统法文化表现出法自君出、以礼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法律内容带有强烈的宗法色彩及司法上的行政司法合一等显著特点。
二、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三因素关系探析
可见，对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而言，直接因素是思维方式，中级因素是生产、生活方式；终级的根源是自然地理条件。但法文化传统是动态延续的，在法文化发展过程中，三因素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
首先，自然环境因素是三因素中相对最稳定的。一方面，地域范围扩大的结果是中原文明吸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文明。宗法色彩浓烈的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前一直是较先进的，所以不论作为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最终的结果都是中原文明得以生存下来，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居住地，至今聚集于此的人还占全国的大多数。再则，气候条件在过去几千年里的变化也无法改变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中国法文化传统在过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自然环境因素决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外部列强的入侵，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闭的、封建式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体制，中西法文化开始了第一次较量。……苏联法学模式的影响和指导是对中国法制的第二次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给中国法制的发展与繁荣带来了生机，法律在开放的姿态中获得逢勃的生命力，中国法制又面临着第三次冲击。”［4］综观历史，这三次的确是中国的法文化传统经历的重大变化，但结果如何呢？清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冲击的结果只能是使中国法形式上披上西方的外衣，而实际上仍是走封建的老路子，封建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没有得到根本的动摇与破坏。建国初期对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全部废除，苏联法学的全面引入，照样无法使“社会主义的法”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反而给法制造成极大的破坏，法律留于纸上，现实生活中充斥着法律虚无主义的观点。其原因在于中外法的观念形态、价值判断、行为模式上的明显对立与差距，使舶来的法律与中国传统法文化难以协调，在社会生活中难以找到有力的支点使其扎根。建构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法”是无法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生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也不可能通过社会革命而完全割断，社会形态的变化对文化会产生影响，但无法更改传统文化［5］。
最后，思维方式因素对立法有着立竿见影的功效，它直接指导、设计着一国法律制度。在一定时期确实存在着具有远见卓识的先知先觉，可他们对未来的预见与超前思维，是脱离不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的。思维方式是受人所生活的特殊环境制约的，它不可能成为法文化发展变化的终极因素。
所以，生产方式因素，即经济基础作用，在法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引起法文化变革的终极因素。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我们便可想象中国的法文化传统有多么巨大的稳定性。正如亚当·斯密曾所说：“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的马可·波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波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6］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对法文化传统带来哪些影响呢？
三、对今日中国法文化传统处境的思考
二十余年的改革与开放使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单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初期计划经济仍是社会生活的主导，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均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分配什么分配多少也由政府划定。实际上是政府化了的自然经济，经济基础未有根本性的改变，法文化变革并未到来。直到1992年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了几千年的法文化传统开始面临全面挑战。
其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不再被局限于身体所能到达的地域范围，网络使人们可以在几秒钟内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最新信息。全球化趋势在不可阻挡地加强，地域因素的影响在变小，全世界的人们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成为一个共同体，彼此的命运休戚相关。地域因素正经历一次空前变革。
其二，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在中国刚刚起步，不足十年的建设与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体制的较量十分艰难，不时有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甚至于是政府行为）出现。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我们在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体制立即就得融入国际大环境中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场竞争，并要在竞争中求得自身的生存，难度之大，要求之高，变革之剧可想而知。
其三，伴随地域因素与生产方式因素根本性变革而来的便是对人的思维方式提出的巨变要求。一种世界性的意识被要求植入我们的思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即将成为现实，入世后，“法律不仅是某一国家意志的表达，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相互利益和各自需求的协调”。［7］需要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意识，创建一种基于世界意识之上的法理学。这是有别于过去的全新的法律理念。
我们面临的法文化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它发生在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的三因素同时剧变的情况下，它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全面的、带根本性的、难度最大也最具挑战性的变革。
( 华东政法学院2000级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
［1］陈伯海：《中国文化之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2］参见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第14页。
［3］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
［4］田成有：《中西法文化的较量与出路》，《法学》1995年第2期，第44页。
辽宁省行政复议听证程序规定
辽宁省人民政府
第246号
《辽宁省行政复议听证程序规定》业经2010年1月6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政府第3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2月22日起施行。
省 长 陈政高
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辽宁省行政复议听证程序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复议听证程序，依法公正办理行政复议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行政复议听证是指行政复议机关或者行政复议机构为查清案件事实，直接听取听证参加人对案件事实、证据、依据等问题所作的陈述、辩论等的审理方式。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域内行政复议机关或者行政复议机构（以下统称听证机关）依法组织的听证。
第四条 听证参加人包括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和其他参加人。
当事人包括行政复议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
其他参加人是指证人、勘验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有关人员。
第五条 听证应当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应当公开举行。
第六条 行政复议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举行听证：
（一）对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存在重大争议；
（二）对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理解和适用存在重大争议；
（三）符合《辽宁省行政复议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四）听证机关认为必要的。
第七条 听证可以依当事人申请或者由听证机关决定举行。听证应当由听证机关实施，不得委托其他机构组织。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向听证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当事人口头申请听证的，听证机关应当当场记录。
第八条 听证机关决定举行听证的，应当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通知听证参加人。
第九条 听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听证参加人姓名或者名称；
（二）案由；
（三）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四）首席听证员、听证员、书记员的姓名；
（五）告知其他有关事项。
第十条 听证应当在被申请人依法答复后，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举行。
第十一条 听证在1名首席听证员和2名听证员组织下进行。首席听证员由听证机关负责人指定，并主持听证活动。听证设书记员1名，负责制作听证笔录和其他事务工作。
根据案件审理需要，听证机关可以邀请有关专家或者其他人员作为听证员参加听证。
第十二条 首席听证员履行下列职责：
（一）决定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二）决定有关的听证参加人参加听证；
（三）主持听证活动，维持听证秩序；
（四）根据案件需要询问听证参加人；
（五）决定证人当场作证；
（六）决定听证的延期或中止。
第十三条 首席听证员、听证员或者书记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是近亲属；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
前款规定，适用于勘验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
首席听证员的回避，由听证机关负责人决定；听证员、书记员的回避，由首席听证员决定。
第十四条 当事人在听证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
（一）申请首席听证员、听证员或者书记员回避；
（二）可以自己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1至2名代理人参加听证；
（三）查阅提交的材料；
（四）陈述案件事实和理由；
（五）就案件争议焦点进行质证、辩论；
（六）听证结束前作最后陈述；
（七）阅读听证笔录；
（八）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同一案件申请人超过5人的，推选1至3名代表参加听证。
第十五条 当事人在听证活动中履行下列义务：
（一）按时到指定地点参加听证；
（二）遵守听证纪律；
（三）如实回答听证员的询问，如实陈述、举证；
（四）委托代理人的，应当出具授权委托书，明确委托事项和权限；
（五）未经首席听证员批准不得中途退出听证会。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应当提供证明材料：
（一）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提供由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证明；
（二）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提供曾经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而被申请人未履行的证明。
第十七条 首席听证员、听证员应当在举行听证前，分析案件争议焦点，确定听证重点内容，拟订听证提纲。
第十八条 听证开始前，书记员应当查明当事人和其他参加人是否到场，宣布听证纪律。
听证开始时，首席听证员应当核对听证参加人的身份，宣布首席听证员、听证员、书记员名单，宣布案由，告知当事人有关的权利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
第十九条 听证会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申请人陈述行政复议请求、事实和理由，出示相关证据；
（二）被申请人答辩，陈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出示相关证据；
（三）第三人陈述，出示相关证据；
（四）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质证；
（五）当事人进行辩论；
（六）当事人作最后陈述；
（七）首席听证员征求当事人意见，是否同意调解。
第二十条 书记员应当将听证的全部活动记入听证笔录。
听证笔录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听证参加人姓名或者名称、住所；
（二）首席听证员、听证员和书记员的姓名；
（三）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四）案由；
（五）行政复议请求，申请人陈述的事实、理由和证据；
（六）被申请人答辩的事实和理由，出示的依据、证据及其他材料；
（七）第三人陈述的事实和理由；
（八）证人证言；
（九）质证、辩论的内容；
（十）当事人的最后陈述；
（十一）当事人是否同意调解。
第二十一条 听证结束后，听证笔录应当交当事人核对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由首席听证员在听证笔录上注明情况。首席听证员、听证员和书记员应当在听证笔录上签字。
听证笔录中有关证人证言部分，应当交证人核对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听证笔录应当附卷。
第二十二条 听证认定的事实，应当作为审理行政复议案件的依据。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决定延期听证：
（一）申请人（自然人）死亡或者法人、组织解散，须等待权利义务继承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参加听证；
（二）申请人、被申请人因不可抗力不能参加听证；
（三）申请人（自然人）丧失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
（四）听证机关认为应当延期听证的。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违反听证纪律或者未经批准中途退场，致使听证会无法进行的，中止听证。
被申请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听证会，且在依法答复中未提供有关证据、依据的，应当视为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
第二十五条 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机构应当设置专门场所用于举行听证。听证所需费用应当从行政复议经费中列支。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2010年2月22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