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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主体问题
——一个实证的分析

倪学伟

[案情]
原告：防城港务局。
被告：广西玉林市对外经济贸易集团公司。
1993年3月26日至1995年1月6日，原告与被告属下玉林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公司（下称发展公司）签订17份《卸船出口货物港口费收协议》，约定原告提供码头供发展公司进口货物，发展公司依约支付港口费用。原告依约履行了义务，但发展公司仅支付部分港口费用；双方于1996年12月26日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后者于1997年12月31日前还清拖欠之港口费105104.21元。但发展公司仅还款2万元，尚欠85104.21元。发展公司现已被玉林市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港口费85104.21元，并以日5‰的比率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被告书面辩称，作为其子公司的发展公司是具有法人地位的独立核算单位，其民事责任应由其独立承担。
发展公司前身为玉林地区外贸开发公司，系1989年12月9日由原玉林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下称玉林外经委）向国家工商机关注册设立。玉林外经委作为开办单位向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报的“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中填报“玉林地区外贸开发公司；经济性质：国营；注册资金5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30万元、流动资金20万元。”其附报经玉林地区行政公署财政局盖章确认的证明书，载明：“玉林地区外贸开发公司现有办公楼530m²，仓库115 m²，门市部200m²，招待所460 m²，四幢房屋共1305 m²，价值30万元作为该公司的固定资产”。玉林地区外贸开发公司由此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从事经营活动。但玉林外经委始终未将上述资信证明申报的房屋产权过户至该公司名下。1993年2月5日，该公司更名为发展公司。1997年12月22日，发展公司被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
1994年1月21日，玉林外经委报经玉林地区行署批准，组建玉林地区对外经济贸易（集团）公司，与玉林外经委合署办公，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管理体制。发展公司成为其紧密层成员，由其负责对发展公司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发展公司须按销售收入的0.5%向其上交管理费。1997年12月10日，根据玉林市委、市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玉林外经委与玉林地区对外经济贸易（集团）公司实行政企分开，由原来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分立为两个各自独立的机构，玉林外经委负责行政管理，更名为玉林市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局（下称合作局）；玉林地区对外经济贸易（集团）公司更名为广西玉林市对外经济贸易集团公司（即本案被告，下简称集团公司），负责包括发展公司在内的属下公司的人事任免、债权债务处理等事务，是这些属下公司的主管单位。

[审判]
北海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发展公司拖欠原告货运港口费用的《协议书》，系双方平等自愿基础上的真实意思表示，所确认的债权关系合法有效。发展公司理应按约还款，但其仅偿还部分欠款，余款久拖不还，直至被工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作为发展公司原开办单位和上级主管单位的集团公司未对其财产进行清算和清偿其债务，集团公司依法应作为被告承担民事责任。
玉林外经委在开办、设立发展公司的前身玉林地区外贸开发公司之时及其后，未将以固定资产出资的30万元房屋过户至玉林地区外贸开发公司或其后的发展公司名下，属虚假出资。依最高法院法复[1994]4号《关于企业开办的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第二项“企业开办的企业已经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实际投入的自有资金虽与注册资金不符，但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七）项或其他有关法规规定的数额，并且具备了企业法人其他条件的，应当认定其具有法人资格。但如果该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其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开办企业应当在该企业实际投入的自有资金与注册资金差额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玉林外经委应在虚假出资30万元额度内承担玉林地区外贸开发公司或其后的发展公司所负之民事责任。玉林外经委现已分立为合作局和集团公司两个实体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企业法人分立、合并，它的权利和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的规定，合作局和集团公司应共同承担玉林外经委对发展公司30万元额度内的民事责任。原告选择集团公司作为被告，要求其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而放弃对合作局追偿的权利，此乃原告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对其民事权利的处分，符合法律规定。故，原告将身为主管和开办单位的集团公司列为被告合理合法，请求判令其偿还发展公司债务数额在玉林外经委虚假出资额度内，未损害集团公司合法权益，应予支持，但《协议书》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为日5‰的约定于法无据，不予保护。
北海海事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七条、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被告广西玉林市对外经济贸易集团公司给付原告防城港务局港口费85104.21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自1995年1月6日至1996年4月29日按日万分之三计；自1996年4月30日至判决之日按日万分之四计），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内清偿。
案件受理费3063元，由被告负担。
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

[评析]
本案所涉及的实体问题，即债权债务纠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在此不作探讨。北海海事法院将投入注册资金不到位的开办单位列为被告，并判定其在虚假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欠债企业发展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如何确定诉讼主体？即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发展公司在注销前未列为被告，是否属于漏列被告的疏漏？进一步说，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在注销前是否还具备主体资格？对此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理由如下：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与企业的消灭（被注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应予区别。企业消灭是指企业丧失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失去民事实体与程序主体资格的法律事实。企业消灭须经两个法定程序，即企业消灭事由的出现和企业的清算与注销。
企业消灭事由的出现，是企业消灭的第一个法定程序，但并非消灭事由一出现，企业就立即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条规定：“法人终止，应当依法进行清算，停止清算范围外的活动。”本条用反对解释方法应解释为：“不经清算，法人不得消灭”。企业消灭事由出现后，企业的民事行为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即受到较大的限制，即法律规定的“法人终止，应当……停止清算范围外的活动”，企业不得从事新的民事活动和其他活动，只能进入企业消灭的下一程序——清算与注销。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企业消灭事由有四：①法人依法被撤销，即包括了被吊销营业执照的情况；②法人解散；③依法宣告破产；④其他事由。
企业消灭事由出现后，就不能再进行新的民事活动和其他活动，只能进行企业清算，进入法人清算与注销程序。《民法通则》第四十七条规定：“企业法人解散，应当成立清算组织，进行清算。”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法人终止，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公告。”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企业最终消灭的必经程序，未经此程序，不得消灭。在清算目的范围内，该企业拥有法人资格，其所为的一切清算目的范围内的行为（法人消灭事由出现后的诉讼行为，无论是作为原告还是作为被告，显然都是清算目的范围内的行为），是该企业的正当行为，且是必须的、义务性的行为。也就是说，清理债权债务、收回债权、偿还债务以及到法院起诉、应诉，这是清算阶段的主要工作，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有责任必须完成。如果从法律上否认这种企业的适格当事人资格，无权起诉、应诉，从而丧失通过国家审判权对收回债权的保护，那么它又如何去完成清算阶段的这些工作呢？所以，无论是从《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还是从一般法理精神，抑或是从公平、公正的理念以及法律应有的周延考察，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清算注销前，都应当是适格当事人。
清算完毕后，应由清算人或清算组织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公告，经注销登记并公告后，企业即消灭。
综上所述，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只是其消灭的事由之一，并不是企业消灭本身。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企业仍然存在，只是不能为新的民事活动或其他活动，只能进行清算（因其债权债务而进行的诉讼活动当属清算之列）和办理注销登记。亦即在本案中发展公司尽管已被吊销了营业执照，但因未办理清算和注销手续，因而在法律上是存在的，应将其列为适格的被告。原告起诉时未将发展公司列为被告，法院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的规定，通知发展公司作为被告参与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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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被告人薄熙来因滥用公权力而受到审判，其作为被告人的私权利却在法治的环境下得到了充分的保护，这充分说明只有法治方可抑制腐败滥权，方可尊重和保护人权，方可使国泰民安。

8月22日至26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薄熙来案，并于9月22日上午10时公开宣判。此次审判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一次重大审判，这次审判中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审理高度公开。在本案审理中，参加庭审的不仅有被告人的多名亲属，而且还有法学学者、新闻媒体记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其他社会人士。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官方微博同步直播整个庭审过程，特别是各种证据和被告人的陈述辩解全方位地展现在社会公众面前。最后除判决书全文公开外，部分庭审视频特别是关键问题的证言和质证过程也在判决后公之于众。此次审理公开力度如此之大，是对被告人辩护权的最好保障。

辩护人的聘请和权利得到尊重。在本案中，被告人选聘律师的自由得到充分尊重：在侦查阶段，被告人家属代为聘请了多名律师，经被告人本人选择确认，聘请李贵芳和王兆峰二人担任其辩护人；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则由被告人直接确认继续聘请二人出庭辩护。担任此案辩护人的李贵芳律师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在刑事辩护领域享有盛名；而另一位辩护人王兆峰则有丰富刑事业务经验。整个辩护过程不仅非常专业，还充分尊重被告人的辩护意见和辩护思路。

被告人获得充分的辩护机会。一些案件为追求效率，质证时间大幅度压缩，被告人或辩护人发言时间和机会得不到充分保障。与之相比，此案审判时间长达5天，被告人陈述和辩解的机会和时间得到了充分的保障。特别是在质证阶段，被告人充分与证人质证，证人之间的质证清晰完整，涉及诸多案件细节。庭审中即便涉及到一些与案件无关的事实和问题，法庭也仅是依法提醒，未予以强行干预或制止。而法庭辩论阶段，被告人作了长达90分钟的自行辩护，可见其辩护时间之充分。

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和质证。如证人不出庭，而其证言以书证代之，从而导致被告人和辩护人无法质证，辩护权利受到影响，审判质量和效果则易受到质疑。此次庭审，关键证人王立军、徐明出庭作证，并与被告人反复对质，特别是被告人与证人徐明对质时，连续发问20余次，可见质证之充分。薄谷开来因夫妻关系不便出庭作证，因而出具了视频证言，这与书面证词相比，更具真实性和证明力。被告人和社会上的一些观点认为，让亲属之间证明有罪违反了“亲亲相隐”的中国法律传统。但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亲属之间概莫能外，更何况薄谷开来不仅是重要证人，而且在被告人一些犯罪行为中属于其共犯，其出庭作证合情合法合理。

被告人翻供的正确处理。被告人翻供，特别是因刑讯逼供而翻供，历来是困扰刑事诉讼的一个难题。而本案法庭审理中，被告人也推翻原有供述，指称原供词因受到压力而属于“非法证据”。然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而本案被告人所述之“压力”，不属于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认定刑讯逼供的情形，因此不属于“非法证据”。在任何刑事诉讼中，被告人都会感受到压力，产生这种心理压力完全正常，如果以有“压力”为由，排除任何供述，则刑事诉讼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被告人口供并非法院定罪全部依据，法庭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关于口供的规定，综合全案各种证据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是有明确证据依据的。

本案的审理，是我国法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我国法治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晚，中间又受到过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法治建设有了长足进步，但是诉讼权利，特别是刑事辩护权利的保护状况一直不甚理想。与以往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长期积弊相比，与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和联合国的相关准则的要求相比，本案中被告人辩护权利的保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不仅是对被告人本人的尊重，更是对法治人权精神的尊重。

法治的建设，一方面要规范公权力的使用，特别是要用法律控制公权力的滥用；而另一方面就是要注重私权利的保护，特别是刑事案件中辩护权的保护，防止其受到公权力的侵犯。本案被告人薄熙来因滥用公权力而受到审判，其作为被告人的私权利却在法治的环境下得到了充分的保护，这充分说明只有法治方可抑制腐败滥权，方可尊重和保护人权，方可使国泰民安。


（作者系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