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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1993年11月18日山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维护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法律和有关法规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宗教活动场所，是指信教公民进行宗教活动并依法登记的寺庙、宫观、清真寺、教堂及其他固定场所。
第三条 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受法律保护。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第四条 经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和在该场所内组织的正常宗教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侵犯和干预。
第五条 宗教活动场所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
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活动场所进行危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秩序和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及妨碍国家行政、司法和教育制度实施的活动。
第六条 宗教活动场所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其一切事务不受境外势力的支配。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依法对宗教活动场所实施行政管理和监督。人民政府的宗教事务部门为主管部门，不设宗教事务部门的，授权有关部门主管。
第八条 宗教活动场所必须向当地县级以上宗教事务主管部门登记。新建、重建寺观教堂须经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主管部门批准；设立新的宗教活动场所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新建、重建寺观教堂和设立宗教活动场所。
第九条 设立宗教活动场所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场所和名称；
（二）有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信教公民；
（三）有信教公民组成的民主管理组织；
（四）有经相关爱国宗教团体认定的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或其他教务人员；
（五）有管理章程或管理办法；
（六）有合法的经济来源。
第十条 申请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提交下列文件：
（一）申请报告；
（二）场所房地产资料及权属证明；
（三）信教公民情况说明；
（四）所用主要经典和教义教规；
（五）主持人基本情况。
属恢复设立的，还应提交该场所历史沿革情况等材料。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宗教事务主管部门受理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申请后，应于60日内作出准予登记或不准登记的答复。准予登记的，由批准机关颁发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书，并报上一级宗教事务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宗教活动场所终止、合并、迁移以及变更有关登记内容的，应向登记主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宗教活动场所应在宗教事务主管部门的行政领导下，由爱国宗教团体和该场所的民主管理组织按照民主管理的原则进行管理，负责教育信教公民爱国守法，维护民族团结，与不信教公民及不同宗教、教派和睦相处，组织安排宗教活动，处理其他有关事务。
第十四条 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教职人员和教务人员的定员，应由相关的爱国宗教团体核准，报宗教事务主管部门备案。
宗教教职人员和教务人员，应由相关的爱国宗教团体认定。未经相关的爱国宗教团体认定的，不得以宗教职业者的身份从事宗教活动。
第十五条 宗教活动场所的财产和收入由该场所或相关的爱国宗教团体管理、使用，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和挪用。
宗教活动场所应建立财产登记和财务管理制度，接受宗教事务主管部门和信教公民的监督。
第十六条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使用的房产、土地、山林、墓、塔等，须由该场所管理组织或相关的爱国宗教团体依法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办理权属登记手续。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使用的房产、土地及其附属物受国家法律保护，未经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或相关的爱国宗教团体同意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占用、改建、拆除、转让、出租。
第十七条 宗教活动场所应服从国家城镇建设的统一规划，国家建设征用宗教活动场所管理使用的房屋和土地，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或风景名胜的宗教活动场所，应接受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检查、指导，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管理和保护文物及环境。
第十九条 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接受布施、乜贴、奉献和捐赠，但不得摊派和劝捐。
宗教活动场所接受境外组织和个人捐赠必须遵守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不得接受附带政治条件和干涉我国宗教事务的境外捐赠。
第二十条 境外的宗教人士可以在本省宗教活动场所过宗教生活。在本省宗教活动场所过宗教生活的境外人士，应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相关爱国宗教团体及该场所的规定。
境外宗教教职人员在本省宗教活动场所讲道、讲经、参与主持宗教活动，须经省爱国宗教团体同意，并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一条 宗教活动场所举办海里凡培训班、义工班、查经班等，须经相关的爱国宗教团体同意，并报县级以上宗教事务主管部门批准。
举办佛学院、经学院、修女院、修道院、神学院等，须经省爱国宗教团体同意，并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二条 经宗教事务主管部门批准，宗教活动场所可以在该场所内分送和非营利性地出售宗教书刊、宗教音像制品、宗教艺术品及其他宗教用品。
禁止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接受、转运、复制、散发非法入境的宗教宣传品。禁止组织收听、收看境外宗教广播、影视。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进行反宗教宣传。
任何宗教组织和信教公民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外传教、布道、讲经、散发宗教宣传品。
第二十四条 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兴办生产、服务和社会公益事业。
未经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同意和县级以上宗教事务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商业服务业网点，举办展览，拍摄影视片。
第二十五条 对未经登记而进行宗教活动的寺观教堂及其他场所，由当地宗教事务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活动，所收取的布施、奉献及香金一律上缴当地财政。拒不执行的，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取缔。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侵犯宗教活动场所合法权益的，由县级以上宗教事务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侵权活动；造成宗教活动场所经济损失的，责令侵害者依法赔偿损失。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宗教活动场所，由县级以上宗教事务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整顿，拒不执行的，停止其活动，撤销登记。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3年11月18日
　　在原有举证时限制度中，由于没有规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司法实践中产生一定弊端。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了举证时限制度，其中包含了被称之为“证据失权制度”的规定。该司法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

　　该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使得部分逾期提出的证据不再具备可采性，而将其排除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之列。因此，举证时限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督促当事人的举证积极性和防止证据突袭，以保证民事审判的效率和公平。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以下弊端：一方面，在相当部分的案件中，由于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差，尽管无主观上的故意，也会发生逾期提交证据的情况，如果严格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显然这样的情形便会被视为当事人“放弃举证权利”；另一方面，对于对方当事人逾期提出的证据，如果对本方不利，当事人很显然不会同意予以质证，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必然是相关证据无法进入审理程序，导致法院难以查清案件事实，实体公正的实现会受到巨大挑战，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就难以得到有效保护。例如在杜某诉李某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中，原告诉称与被告是雇佣关系，因其拖欠被告工资，致被告将其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私自开走；要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物并赔偿损失36000元。而被告却主张二者系合伙关系。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在本案中，证人成为判断案件基本事实的关键。开庭审理时，被告提供的证人名单中，有的未带身份证，有的系长途货运司机未能在案件开庭当天赶回。法官未接受逾期举证，判决支持了原告诉求。此案被告申诉至检察院。经法院重新立案再审，调查发现当地类似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十分普遍，5名证人均证实两人系合伙。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由于原有的举证时限制度排除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往往使得“证据失权制度”成为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绊脚石。当法官面对另一方当事人及律师强烈的诘问时，即使有心维护实体公正，也因法律强制性的规定而没有回旋的余地，从而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这样，“证据失权制度”甚至会沦为一方当事人利用的工具。在僵硬的程序规定面前，诉讼能力较弱的当事人的实体公正被拒之门外；他们往往通过向检察院申诉等其它途径仍然奔走不已，“案结事不了”。该条规定本义是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但有时却妨碍了更高位阶的公正价值的实现。

　　2013实施的新民诉法规定了举证时限制度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该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本条规定在要求当事人及时提出证据的同时，赋予法官是否采纳逾期提供证据的自由裁量权。在具体案件办理过程中，法官面对程序正义和实体公正发生冲突的情况，便可依法运用自由裁量权进行价值权衡。

　　国外民诉法举证时限制度中也有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定。如德国民诉法规定，只有在法官认为当事人逾期举证有重大过失，而且会导致延迟诉讼时，才动用证据失权予以制裁；在当事人逾期举证时，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来动态地衡量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的价值，最终作出决定。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法律中，逾期提出的证据也不一概而论地视为“失权”，均规定了逾期提出证据的一方可以向法院及对方当事人说明未能及时提出的理由，至于是否失权，由法官自由心证决定。

　　实践中，还曾出现过因为当事人逾期提出鉴定申请，被法官“说服”撤诉后重新起诉的情况。如果仅仅因为一方当事人诉讼能力过弱，导致法官开庭询问时才表达了鉴定申请，就阻却审判的继续进行，同样是不合理的。笔者认为，在一些时限制度方面，增加规定一定的法官自由裁量权，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民诉法中相关程序条款的僵硬性，照顾到案件的实体公正；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合理价值与积极意义。

　　（作者单位：河南省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