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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部


电力工业部关于适当加大企业人事制度改革力度意见的通知
1993年12月6日，电力工业部

为加快人事制度改革的步伐，加速电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现就适当加大企业人事制度改革力度提出以下意见。
一、培育和引入竞争机制，提高职工的竞争意识
市场机制是一种效率机制，竞争择优是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引入并完善竞争机制，建立新的企业用人制度是改革现行人事制度的实质和关键。实践证明，人事制度改革必须围绕公开、平等、竞争、择优这个中心展开。必须加强宣传和动员工作，增强职工参与竞争的意识，激发他们对改革的热情。
各单位要加强调查研究，针对人事制度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因地制宜地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强化竞争机制，促进人才脱颖而出，保证人事制度改革健康顺利地进行。
二、确立企业用人主体地位，打破各种人为的身份界限
人为地划分各种各样的“身份”界限，将职工划分成工人和干部，全民职工和集体职工，固定工与合同工等，而且身份一旦确定，几乎终生难以改革。这些界限阻碍了劳动者公平享受劳动、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劳动保护、休息和受教育的权利，容易造成工人阶级内部的摩擦，不利于职工队伍团结，也不利于职工在岗位之间和单位之间的合理流动。这是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用人主体错位造成的，已不适应电力企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进行改革。
今后企业内部各类人员统称企业职工，对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再继续使用“国家干部”的称谓，在职级待遇上也不再套用国家机关的行政级别。要逐步打破“干部”、“工人”等各种身份界限，使广大职工在公平、公开的竞争中寻找自己最能发挥作用的岗位，做到人尽其才，建立起一套“职务能上能下、工资能升能降、人员能进能出”的充满生机活力的企业人事制度。
三、扩大岗位竞争的范围，提高岗位竞争的层次
从电力企业人事制度改革的实践来看，不少单位存在着岗位竞争的范围太小的问题，有的仅允许在10%—15%的岗位进行竞争应聘。这对于推动改革的深入是很不利的。因此必须创造条件，扩大竞争岗位的范围，在竞争中最大限度实现人才的优化配置。目前开展三项制度改革的企业，中层行政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应全部进行公开招聘、考聘和公平竞争、择优上岗。已完成首轮改革试点的企业未达到上述要求的，应在原基础上制定扩大岗位竞争范围的方案，有计划、分步骤实施，最终实现所有岗位通过公平竞争上岗。
为完善企业内部的聘任制度，各单位要在更高层次的岗位上引入竞争机制。基层企业的正副厂(局)长，三总师等领导岗位也应逐步实行竞争上岗。各电管局、省(市、区)电力局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中小型企业进行试点，采取公开招聘、公平竞争，由包括职工代表参加的考评团投信任票，上级主管单位聘任的办法产生企业行政领导干部，待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各电管局、省(市、区)电力局机关的中层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也应按上述原则公开招聘、竞争上岗。
四、下放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权限，扩大各单位的自主权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是干部人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与人事制度改革结合进行。改革内部管理制度，必须认真研究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的设置、管理等问题，有效地调动和保护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为电力工业多作贡献。
各单位应加强评审组织的建设，凡有条件成立的评审组织应抓紧组建。各电管局、机械局、水电总公司、华能集团等要尽快建立一套适应工作需要，结构比较合理的评审组织。各省(市、区)电力局也应本着积极、稳妥的原则，逐步健全其有关系列的评审组织，根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规定，企业有权根据实际需要设置本企业内有效的专业技术职务。
各单位应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行评聘分开。专业技术人员上岗，要按照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进行。聘任专业技术职务原则上要坚持岗位规范要求的资格条件，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采取高职低聘或低职高聘的办法。具备资格而未被聘任相应职务的不能享受有关待遇。
五、废止不合时宜的行政调配办法实行动态管理
实行动态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聘后管理，是巩固企业人事制度改革成果的重要保证。推行竞争上岗制度，目的是要形成不断解聘续聘、上岗下岗、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格局，形成一种激励、竞争和约束的机制，使干部人事管理工作在动态中充满生机和活力。所以，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制定出适合本单位特点的、行之有效的聘后管理办法，紧紧抓住聘后考核这个重要环节，对上岗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严格按照岗位职责、任期目标和资格条件进行管理，定期进行考核(含必要的考试)，督促他们认真履行岗位职责。考核方法要科学合理，考核结果要公开，要让在岗人员了解考核结果，明确自己今后的努力方面。对不称职的要及时调整，决不能迁就照顾。
已经完成首轮三项制度改革的各单位，在岗位出现空缺时，必须按照新的机制公开招聘，在公平竞争中产生出合适的递补人选，不再延用过去单纯行政任命和行政调配的办法。
六、妥善安置下岗人员
对岗位竞争中落聘人员，各单位应结合实际情况，予以妥善安排，为他们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出路。有条件的单位要建立厂(局)内部的待岗培训制度，为下岗人员提供培训提高的机会，为他们再次竞争上岗创造条件。
为真正实现“能上能下”的用人制度，对竞争中落聘的各级管理人员和领导干部，不再保留原来的有关待遇，他们可以通过竞争走上相应的工作岗位，并按新应聘的工作岗位确定有关待遇。除因特殊原因落聘的以外，组织上一般不安排易地任职。因工作需要必须交流到其他单位任职的，应按新单位的有关规定竞争上岗。
七、加大干部交流工作的力度
实行干部交流，使干部能在不同地区、单位和多种岗位任职，有利于干部开阔视野、增长才干，有利于促进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转变作风，有利于打破干部长期固守一地、关系网缠身的局面，促进廉政建设。因此，有领导、有计划地实行干部交流是培养锻炼干部、加强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要坚决实施、狠抓落实。
干部交流应遵循以下原则：(1)要全面、准确地贯彻干部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2)要根据领导班子建设的需要有利于领导班子形成合理的结构；(3)要根据干部的德才情况，因人而异，合理交流任职，有利于干部的锻炼成长。
干部交流的对象重点是厂(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部管干部的交流计划由人教司拟定，经部党组批准后实施。部直属单位和归口管理单位管理的干部交流工作由各单位组织实施。
对干部交流工作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包括干部本人的合理要求)，应分别情况妥善处理。交流任职的干部，其行政、工资关系要及时转入新单位，其户口是否随转可尊重干部本人意见，因交流任职而与配偶两地分居的干部，可享受双向探亲待遇；交流的干部到达退休年龄后，按有关政策并根据本人实际情况，予以妥善安排。需要异地安置的，有关单位要大力协助，为其提供便利条件。
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干部交流的重要意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愉快服从组织调动。对上级决定交流的干部，无正当理由不服从调动，经教育无效的，要免去其领导职务。
八、加强领导、推动人事制度改革的健康发展
各单位在推行人事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要按有关规定的程序进行，重大问题应提交集体讨论，带有共性的问题及时向上级反映不能草率行事。
人事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各单位的情况差别很大，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各单位领导同志和主管部门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本着积极、稳妥的原则，切实负起领导责任，适时加大人事制度改革的力度。要注意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大胆探索，开创性地做好工作，将电力系统的人事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中国法医学鉴定体制浅论

山东省昌邑市人民医院 郝 亚 东

　　摘要：中国法医学鉴定体制重建于1980年，经过二十年的司法实践证明该体制已不符合现代中国法制的需要，本文论述了现行体制存在的弊端， 并提出建立新型体制模式的初步构想。
　　关键词：法医鉴定体制 法医鉴定结论

法医学鉴定是依据法医学专门知识，对与尸体、 活体以及与人体上的各种物质有关的问题进行医学分析、鉴别和判断，从而取得死亡原因、伤害程度、凶器种类、血型分析等结论性意见， 它在诉讼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案件性质的重要根据， 同时又是鉴别案内其他证据是否真实的重要手段， 在某些案件中，法医学鉴定结论作为一种证据材料， 有着举重轻重的作用， 但是由于我国法医学鉴定体制不够完善，在鉴定的复核程序等许多方面没有严格的法律规定， 使得法医鉴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可变性， 不同鉴定人往往会在同一问题上提出针锋相对的鉴定意见， 这样在诉讼中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法医学鉴定结论作为最应具有科学性的证据材料， 经常会成为当事人提出质疑最多的证据材料。
法医学鉴定结论是通过采用一系列科学手段和科学方法进行严密的科学活动的结果，具有科学性， 同时它又是一种法定证据材料， 这种证据材料只有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进行审查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法医学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与法定性， 决定了法医学鉴定体制的建立，必须满足其以上这两方面的要求， 即鉴定体制必须有助于达到鉴定结论的科学目标， 同时鉴定结论又必须接受法律程序的严格检验， 以确定其是否具有严谨的科学性，能否可被接纳为证据， 从而在案件审理中得以采用。
我国法医学鉴定体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法医学鉴定体制建立于1980年， 由于当时我国的法制建设尚处初创阶段， 因此未能就法医学鉴定体制的组建进行严格的科学论证，只是依据公、检、 法三机关“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原则，在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内部都建立了相应的法医鉴定机构， 但由于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 仅仅依据抽象的制约监督原则， 在实践中这种体制难以满足法医鉴定结论的法律要求，同时由于当时我国法医学专门人才较少， 故这种体制也不能满足法医学鉴定结论的科学性要求，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我国法医鉴定队伍日益壮大， 但由于现行体制的制约，法医学鉴定队伍的人才优势无从发挥， 难以充分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与法律上的要求， 随着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国现行法医学鉴定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甚至已严重阻碍了司法工作和司法改革，简要概括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 法院法医鉴定职能的存在难以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与其法律上的要求。
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法院应当始终保持完全中立的公正的立场， 在形式上不能受雇于当事人一方或另一方， 即原则上要求法院不能具有任何的偏向性，而法院法医则不同， 其在对外开展业务活动时，依一定的标准的收取鉴定费用， 此时法医是受一方当事人的委托从事鉴定活动， 虽然法律对法医学鉴定的要求是其应具有科学性、公正性和中立性， 但法医鉴定活动具有社会性质， 它是面向社会提供法医学鉴定服务的实验性机构。单纯从形式而言， 法医是受一方当事人的委托从事鉴定活动的， 它收取当事人的检验费用，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因此其具有偏向性， 这种偏向性与法律对鉴定活动的中立性要求是并存的， 这二者之间的矛盾通过鉴定人自身的主观意志来进行调和， 即鉴定人依靠自身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对科学认真负责的态度进行公正、中立的鉴定活动， 但这种在形式上的偏向性存在是无可置疑的。
由于法院法医与法院之间的特殊关系， 使得法院法医在诉讼中具有了双重身份， 他既是法院的下属机构，为法院提供法医学鉴定方面的咨询活动， 同时又为当事人所委托提供鉴定服务， 客观上为该方当事人的证人，法院法医在诉讼中的这种双重身份无疑将改变法院的根本性质，改变法院作为案件审判者应具有的中立、 公正的性质。 法院指定当事人委托本院法医进行法医学鉴定的同时又就有关鉴定问题向本院法医咨询， 这种“自鉴自审”的方式难免使法医学鉴定结论的公正性与客观性受到怀疑。在司法实践中， 受案法院作为涉讼的法医的上级，不可能毫无偏私的审查鉴定结论， 特别是在有数份不同鉴定结论的情况下， 只要其中的鉴定结论之一出自本法院的法医之手， 受案法院就会偏袒自己的法医所作出的鉴定结论，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 其原因与法院法医与法院间的特殊关系是不可分的。 为维护本法院的权威性，本院法医的鉴定权威性及为了照顾自己(受案法官)与承办鉴定事务的法医本人间的同事关系，一些法官往往不经辩论和质证程序而直接采纳本法院法医的鉴定结论， 这种外在的偏私形式显然不符合法医学鉴定结论的法律要求， 而且由于其没有经过法庭辩论程序的严格考验，鉴定结论的科学性目标也是同样难以得到实现的。
二、 现行法律对法医学鉴定人的资格及权利义务等无明确规定，难以保证法医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与公正性。
对法医学鉴定人资格的审查确定， 应当有一定的标准， 而我国法医学鉴定制度并未对此做出相应的明确规定，由于我国法医学鉴定机构设置混乱， 各法医鉴定机构自定准入条件，各机构人员自由出入， 在个案审判时法官随意指定鉴定人，没有做到法医学鉴定人的专业化、行业化管理。
作为法医学鉴定主体的鉴定人， 主导着鉴定的整个过程， 其知识结构和业务水平直接影响着法医鉴定结论的质量。法医鉴定工作本身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由于我国目前尚无较完善的鉴定人资格认证制度， 在具体的法医学鉴定活动中，鉴定人的指定、 选择无明确的标准，具有极强的随意性、 在组织鉴定时很难保证相当难度的鉴定由相应职级资格的人员进行， 这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了法医学鉴定的质量， 同时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医学鉴定人资格认证制度， 司法机关办案人员和诉讼当事人对鉴定人的资格、能力、 业务水平等方面的监督无从实现，使诉讼过程“举证、质证、 认证”时控辩双方及法官都处于一种无奈的境地，只有多次委托鉴定， 这无形中增加了国家和当事人人力、财力的浪费。
现在我国法医学鉴定人的来源主要是高等医科学校毕业的学生， 这些人走出校门即来到单位从事法医鉴定工作，由于学校专业课程设置不尽合理， 加之未建立鉴定人资格认证制度和完善的毕业后的继续教育、 进修和培训制度，法医鉴定人的责任、 权利和义务无从保证，没有相应的错案医院制度，缺乏激励机制， 而法医学学科的发展更新速度又很快， 因此法医学鉴定人的专业知识结构先天不足同时又老化很快， 常常不能适应鉴定工作的需要。 同时由于鉴定人的单纯医学学科出身导致其法学方面的知识严重不足， 而法医鉴定存在的前提和目的就是为执行法律法规服务， 在鉴定时难以区分清楚每一鉴定案件涉及的法律法规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和犯罪、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不能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必然常常会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范性要求，造成鉴定的失误。
三、我国法医鉴定管理机制严重缺位，不能保证鉴定结论法律公正性和科学性目标的实现。
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指导、 管理法医鉴定工作的职能一直没有明确的归属， 由此导致法医学鉴定机构多系统多层次设置，管理隶属关系不顺， 目前实践中拥有法医鉴定权的机构主要有以下四类：
1.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 审判机关各自设立的法医鉴定机构。
2.高等法学院校、 高等医学院校及某些科研机构内部设立的法医学鉴定机构。
3.司法行政机关设立的法医学鉴定机构
4.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0条的规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①
以上法医鉴定机构彼此独立、自生自灭、各自为政、守门户的无序现象，既造成了主体的良萎不分， 参差不齐，又易引发法医鉴定市场的不正当、不公正竞争。 多统多层次并存、相互分割和封锁的法医学鉴定组织体系，使法医学鉴定活动在实际上处于失控无序的状态， 无法进行统一的监督和管理。一方面不同系统、 不同层次的鉴定机构之间受理鉴定的范围不明确， 在司法实践中鉴定管理工作普遍存在着随意性，只要有送鉴的， 不管自己有无鉴定权，不管有无办案机关的委托， 也不管是否属于自己的管辖区域和是否有鉴定能力， 更不管是否进行重复鉴定，只要有利可图就来者不拒， 或者本应受理的鉴定业务随意拒绝受理造成当前法医鉴定工作混乱无章，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相应法律规定， 各鉴定机构之间相互扯皮，终局鉴定不明确， 导致鉴定结论相互矛盾冲突，必然使办案人员无所适从、难以采信， 造成案件久拖不决，严重影响了诉讼效率，对案件的起诉， 审理和公正裁决产生负面效应。
建立新型法医学鉴定体制的构想
一、 建立独立于公安司法机关以外的法医学鉴定体系
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内部的法医机构是为国家利益提供法医学鉴定活动的机构， 为了平衡社会公众利益与国家利益，保护社会公众诉讼民主的需求， 有必要建立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法医学鉴定体系。
在司法机关以外依法设立的法医学鉴定机构， 主要应包括政法高等院校、医学高等院校、 其他科研机构内部设立的法医学鉴定机构以及省级政府指定的医院内设立的法医学研究机构。 这些机构的存在能够使当事人具有选择鉴定机构或鉴定人的权利和灵活性， 从而降低了诉讼成本，保障了诉讼民主的实现。另外， 在司法机构以外设立的法医鉴定机构多为高等院校内部的科研机构，这些机构参与法医鉴定工作， 能够满足法医学鉴定力量不足地区的实际需要， 填补其法医学鉴定科学的空白，同时亦有利于法医学学科的发展和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
司法机关以外法医学鉴定机构的存在， 使我国法医学鉴定体制呈现“多元化”结构， 这种“多元化”体制能够避免鉴定机构的行政化与官僚化， 使法医学鉴定工作能真正做到“百家争鸣”， 在公平竞争中可能更好地提高法医学鉴定的总体水平， 从而使法医学鉴定结论的科学性目标得以实现。
二、取消法院内部的法医鉴定机构，保留公安、 检察机关的法医组织。
法院内部存在法医鉴定机构违反了事物发展的普遍逻辑，在司法实践中造成种种无法克服的矛盾， 不能确保实现法医学鉴定结论的科学目标， 不能严格的使法医学鉴定结论接受诉讼程序的检验。 在我国审判模式改革后，法院已不再承担收集证据和举证的责任， 其所属的法医鉴定机构对于审判职能的实现已无多少实际意义，取消法院内部的法医部门， 法官对鉴定结论的审查检验会比较独立的严格依诉讼程序办事， 对来自任何部门的鉴定结论会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 不会因照顾亲疏关系而有损司法公正， 这样法医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法律性要求将会得到最大满足。
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内部的法医组织的保留有着其客观必然性。公安、 检察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是国家的代表，其活动宗旨是维护国家和社会全体的利益， 在刑事诉讼中，他们具有共同的目标， 即为侦破和打击犯罪而努力。公安、检察机关内部设立法医鉴定机构， 是为了寻求科学的证据以认定犯罪事实， 从而准确的打击犯罪，同时也是提高办案效率， 保守办案活动中秘密的需要。
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的行使离不开专业鉴定人员的帮助， 尤其是在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中需要通过法医学鉴定活动服务的问题是大量的， 而且公安机关已建立起与这种需要相适应的力量雄厚的法医学鉴定队伍，取消公安机关内部的法医机构， 势将严重影响其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而检察机关法医鉴定机构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与公安机关相互制衡的需要， 因为在我国公安机关是一个权力十分强大的独立系统， 必须由检察机关加以遏制，以免其权力过度膨胀， 如果在保留公安机关内部法医机构的同时撤销检察机关内部法医部门的设置， 则必然会打破原有的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制衡机制。
三、 确立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法医学鉴定工作的管理机构。
将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法医鉴定工作的管理机构、 赋予其管理、指导、监督法医鉴定工作的职能， 在全国建立以司法行政系统为管理主体的面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法医学鉴定体系， 从而实现法医鉴定管理的统一化和规范化。
首先， 要建立完善的法医学鉴定人资格认证制度。通过严格的考试、考核程序， 使进入法医学鉴定队伍的人员在专业知识方面都必须具有精深的造诣， 从而保证法医学鉴定的科学性。在近期内， 司法行政机关可以在中央和省两级组织资深法医鉴定专业权威人士建立相应考评组织，对现有法医鉴定人进行考试或考核， 以确定其是否具有继续持有法医学鉴定工作的资格， 远期则应由中央司法行政机关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每年一次的法医学鉴定人资格考试， 考试合格的人员在进行相应培训合格后，由司法行政机关颁发证书， 建立国家或地区法医鉴定人员名册，实行行业化管理， 鉴定人名册在每年必行的业务考核后予以更新并通过新闻媒介等向社会公布，以便于办案单位或诉讼当事人从中挑选和对其工作进行监督。
其次，应建立错鉴追究制度。 法医学鉴定应仿效司法机关实行的错案追究制，建立错鉴追究制度。 办错案要赔偿，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鉴定错误，也应当赔偿，追究法医学鉴定人的责任。错误鉴定带来的错捕、错诉、错判，追究直接办案人员的责任是不公正的，由公、检、法部门承担错案赔偿也是不合理的， 只有追究做出错误鉴定的鉴定人员的责任才是公正的， 由做出错误鉴定的单位或机构赔偿才是合理的。 案件当事人因错误鉴定遭受的损失，可以向鉴定机关申请要求赔偿， 鉴定机关拒不赔偿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请求赔偿的诉讼。 由于做出错误鉴定的后果将直接由鉴定人或鉴定机构自己承担， 将会极大调动起法医鉴定人的责任感， 从而避免错误鉴定的产生。
第三，建立鉴定人出庭制度， 使法医学鉴定接受诉讼程序严格的检验。目前鉴定人出庭质证的极少， 这种状况应当改变，根据我国诉讼法的规定， 法庭开庭时，可以通知鉴定人到庭作证， 在法庭上就鉴定的事宜做出相关说明并接受案件当事人及其律师的质证和法庭审判组织的认证。 这既能体现鉴定人对其鉴定结论的负责，也能够增强法医鉴定工作的透明度， 这样的法医学鉴定结论经过严格的程序审查考验， 其科学性和法律上的公正性才能得到保证。
四、 对当事人的重新鉴定申请权的行使不应作出限制。
法医学鉴定结论的作为证据的一种， 必须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理论界有这样一种说法， 上一级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的效力高于下一级鉴定机构出具结论的效力②，这种说法无疑是错误的。 从理论上说，法医学鉴定的结果是一种客观真理， 不应该根据鉴定机构的级别高低来判断其质量， 实践中有的地方的确存在着哪个鉴定机构的级别高， 名气大就采用谁的倾向。在出现多种鉴定结论时， 法律对法院根据什么标准来采信并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在这种情况下， 法官应如何对待呢？ 有人以平衡保护当事人权利和诉讼效率为由限制重新鉴定的次数③，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我个人认为，在当事人对鉴定结论存在异议的情况下， 无论这种异议来自原告还是被告， 法官都应根据举证责任原则审慎地进行判断。如果提出异议方虽发现鉴定结论有疑点，但却无充足理由予以证实， 那么法官可根据庭审情况接纳该鉴定结论为证据， 如果提出异议方发现并证实了鉴定结论存在合理的疑点， 那么该当事人有权申请重新鉴定。新的鉴定结论作出后， 一方发现有新的疑点并可证实的，应允许其再次申请更新鉴定， 直至双方对鉴定结论均不能提出合理怀疑为止， 法官方可将其作出证据采用。
虽然这样的鉴定活动时间或许太长， 但我们应当考虑到诉讼的公正性和鉴定结论的科学性。我们应该相信法医科学的力量，相信法医学专家的良知和智慧， 他们一定有能力使当事人免受讼累之苦。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法医学检验的范围和深度也越来越广泛和精确，将为侦查和审判工作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④。 那种以平衡保护双方当事人权利和诉讼效率为借口限制当事人重新鉴定次数的做法， 无疑是对当事人诉讼民主权利的侵害。

　　参考文献
　　①《司法鉴定证出多门 规范运作刻不容缓》 《法制日报》2001.4.4 肖黎明
　　②《给鉴定结论开处方》 法医网 2001.2.16 杨进善
　　③《规范我国司法鉴定的思考》 法医网 2001.4.5 瞿建林 郭志媛
　　④《法医学》 356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赵医隆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