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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无因管理制度的完善论纲

叶知年


[摘 要] 无因管理制度是是道德入法即“道德的法律化”的典型体现。我国现行的无因管理制度存有许多问题，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适用存在误区。应当借鉴大陆法系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在未来的民法典予以完善。
[关键词] 无因管理 见义勇为 立法 完善

无因管理是一项古老的民事法律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最早可追溯到罗马法上关于准契约的规定。后大陆法系各个国家和地区承继了这一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93条出于完善民法体系结构的需要，确立了无因管理制度，这符合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崇义贬利”、“仁者爱人”的义利伦理观，对在全社会弘扬助人为乐、扶危济困的良好道德风尚有着广泛、深远而又积极的意义。但是，我国民法关于无因管理的规定内容简单，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不便。尤其是不时见诸新闻媒体的关于见义勇为的讨论，更多的是从道德伦理层面进行，而很少从法律层面对之进行思考，以致“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时有发生。为此，我们应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学者对无因管理的成果和这些国家和地区关于无因管理制度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从更深层次上研究无因管理制度，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无因管理制度概述
（一）无因管理的概念和性质
在我国大陆地区，一般认为：“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自愿管理他人事务或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管理他人事务的人，为管理人；事务被管理的人，为本人。无因管理发生后，管理人与本人之间便发生债权债务关系，这就是无因管理之债。”[1]
关于无因管理的性质,学说上并不一致。德国以前通说曾认为管理他人事务，虽非法律行为（Rechtsgeschäft），但因以一定之意思指向（Willensrichtung）为必要，在性质上系属一种类似法律行为之行为（Geschäftsähnliche Handlung），故应类推适用关于法律行为（尤其是契约）之规定。此项论点未尽妥适，业遭废弃。[2]目前依通说，无因管理为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所谓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核心，以发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的行为。它以意思表示为要件，其意思中必须包含有效果意思，表意人还须将自己的意思表示表示于外部而为他人所知。而事实行为是毋庸表现内心意思即依法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易言之，只要事实上有此行为，即当然发生法律效果；至于行为人有无取得该效果的意思，在非所问。[3] 无因管理之所以为事实行为，主要理由是：1、虽然法律要求管理人具有为他人管理事务的意思（管理意思），但此种意思仅是指管理人使因管理所发生的利益归于本人的意思，而不是发生何种法律效果的意思。无因管理之债的发生及其内容完全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不问管理人是否具有此种效果意思。2、虽然法律要求管理人于管理开始时应即通知本人，但这种通知的内容只是将自己已开始管理的事实告知本人，而非将自己的管理意思告知本人，因此这种通知在性质上属于观念通知。3、虽然管理人在实施管理行为中，有时需要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如利用、处分他人财物），但这种行为不是发生在管理人和本人之间，因此不会影响无因管理的本质。
无因管理虽非法律行为，但以一定的精神作用（管理意思）为要件，故属于混合的事实行为。即有为他人管理事务之事实，基于此事实，法律即使其发生法律效力。[4]
无因管理虽为事实行为，但管理事务的方法可以是法律行为，亦可以是事实行为。如管理人为修理他人房屋而雇佣工人、购买材料，订立雇佣合同、买卖合同。就此类合同而言，乃进行无因管理的方法，并非无因管理本身，无因管理仅存于修理房屋的事务之上。可见，管理人以法律行为（如管理人为修理他人房屋而雇佣工人）
为无因管理，与管理人以事实行为（如管理人亲自为他人修理房屋）为无因管理并无二样，均不会影响无因管理为事实行为的性质。
无因管理既然是一种事实行为，就不要求管理人须有行为能力。因此，民法关于行为能力的规定，不适用于无因管理。但是，无因管理具有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害的特征，故管理人须有认识能力。就本人而言，他完全是被动地受到利益，不要求他具有行为能力和认识能力。
（二）无因管理的伦理道德基础
无因管理涉及两个利益：一是个体利益即本人的利益，二是社会公共利益。自罗马法以来，民法为了充分尊重民事主体处理自己事务的自由意思，确立了“干涉他人之事务为违法”[5]这一基本准则。因此，任何人都无任意干涉他人事务的权利。违反此项准则，通常将构成侵权行为。同时，人们不负有在无法定或约定义务的情形下主动管理他人事务的义务。但在社会生活中，人并非全部能由自己照顾周到，而是应当互相依靠、互相帮助的。因此，人们在无法定或约定义务的情形下，为避免他人的利益受损害而主动管理他人事务，此种行为符合人们的共同利益，也就成为一项社会道德的要求。无因管理制度，即在于权衡个人事务应由个人自由决定的个体利益和在一定条件下干涉他人事务所体现的社会共同利益二者的关系，规范此两种相互冲突而又有其存在合理性的利益，以期此两种利益达到最大限度的契合。它是道德入法即“道德的法律化”的典型体现。
所谓道德，是靠社会舆论和人的内心信念维持的，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综合。“道德的目的，从其社会意义上来看，就是要通过减少过分自私的影响范围、减少对他人的有害行为、消除两败俱伤的争斗以及社会生活中其他潜在的分裂力量而加强社会和谐。”[6]它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极其密切。罗马共和时期法学家西塞罗尝言：“法律为正义，而正义之基础即在于‘自然的理性（naturalis ratio）’。是谓法律即正义，正义即道德。”美国法学家庞德更谓：“法律乃道德之一部分，亦即维持社会秩序不可少之要素。”[7]从世界范围言之，“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边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了一部伦理道德规则的汇编。”[8]而道德的法律化，主要是指立法者将一定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伦理道德规范或伦理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9]无因管理将协调“私权神圣”的法律原则与“倡导人类互助”的道德原则作为其规范的基点，努力在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中寻求最佳的平衡点，以期实现社会和谐与法律公正的终极目标。助人为乐、危难相助、见义勇为的社会公德一直是人类社会大力倡导并努力追求的良好目标，人类因其个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连带互动而为社会，谋取一己之私并非社会意义的全部，人类道德上的要求发展体现为道德的法律化。无因管理制度即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协调，是“道德的法律化”在民法中的体现。一方面，民法对无因管理规定了严格的构成条件，以防止对他人事务滥加干涉；另一方面，民法又规定对于符合无因管理要件的情形，在管理人和本人之间发生债权债务关系，使本人负担补偿费用、清偿债务或赔偿损失的义务，而不得以管理人的管理行为未得到自己的同意而为抗辩，使以防止他人受到损害或增进他人利益为目的而干涉他人事务的行为受到褒扬和鼓励，从而弘扬社会道德，鞭挞受惠不报甚至恩将仇报的行为。
二、我国无因管理制度的现状
我国关于无因管理的法律规定极其简单，共有两个条文。一是《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132条规定：“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由此可见，我国的无因管理制度立法仅涉及两个方面，即无因管理的概念和管理人的权利，问题很多。总的来说，《民法通则》出于完善民法体系结构的考虑，更主要的是无因管理制度符合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崇义贬利”、“仁者爱人”的义利伦理观，对于在全社会弘扬助人为乐、扶危济困的良好道德风尚有着广泛、深远而积极的意义，规定了无因管理制度，但由于国家立法者对无因管理制度不甚重视，导致无因管理制度在立法技术上显得粗放，制度设计过于简单。具体而言，我国的无因管理制度立法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民法通则》仅规定了无因管理的概念，未具体规定无因管理的条件，以致于司法实践中不能很好地理解和适用这一制度。早期将见义勇为行为依《民法通则》第109条和《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142条的规定处理即是一个典型。
（二）《民法通则》仅规定了管理人的权利（本人的义务），未规定管理人的义务和责任。这对本人利益的保护极为不利。
（三）《民法通则》在规定管理人的权利（本人的义务）时，亦仅规定了管理人的必要费用求偿权（依解释，包括狭义的费用求偿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而未规定管理人的债务求偿权和报酬请求权。这对管理人利益的保护非常不利。
（四）《民法通则》未处理好无因管理与委托之间的关系，不利于保护管理人的利益。
（五）《民法通则》未规定不真正的无因管理制度，不利于保护本人的利益。
三、我国无因管理制度的完善
针对我国无因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将无因管理分为真正的无因管理和不真正的无因管理。对于不真正的无因管理，应依不同情形而分别适用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的规定处理。
（二）将真正的无因管理分为适法的无因管理和不适法的无因管理。尽管德国民法中无因管理制度的体系结构受到非难，但仍不失其科学性。此二个基本类型表示着二种不同之利益状态，而且也表现了立法者利益衡量之标准，赋予不同之法律效果，使他人事务干预禁止原则与人类互助行为容许性，得到了适当之调和。[10]因此，我国在构建真正的无因管理体系时，应借鉴德国民法的作法，将真正的无因管理分为适法的无因管理和不适法的无因管理。
（三）在规定管理人的权利时，应增加规定管理人的债务求偿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和报酬请求权，进一步将必要费用求偿权细化为必要或有益费用求偿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赋予管理人以债务求偿权，一方面加强对管理人利益的救济力度，同时这对于在社会成员间提倡助人为乐、危难相救的高尚行为都会产生积极意义。[11] 赋
予管理人以报酬请求权，是因为人都是现实的，要激励更多的人牺牲己利去“取义”不能理想化，除社会舆论作出肯定评价外，还必须给予制度上的保障和经济上的补偿，所以我们说，按劳取酬绝不有损高尚，管理人可以向本人提出正当的劳务报酬请求。至于报酬的数额，则应根据本人的受益情况、双方当事人的经济情况、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酌情确定。[12]正如有学者所说的：“无因管理制度，既一面保护本人利益，一面复谋取社会利益，若对于管理人赋与报酬请求权以奖励之，不更具有重要之意义乎？”[13]
（四）增加规定管理人的责任。在立法上，宜采取以管理人对于抽象的轻过失负责为原则，以对故意和重大过失负责为例外的办法。
（五）增加规定本人的承认制度，具体包括本人承认的对象、效力和溯及力等内容。
四、我国见义勇为制度的完善
见义勇为是指“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在紧急情况下，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或其它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侵害或危险而作出了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合乎社会正义的危难救助行为。”[14]它的要件有三：1、行为人实施了危难救助行为。所谓危难救助行为，是指国家、集体、他人实施了危难救助行为。所谓危难救助行为，是指国家、集体、他人的财产安全或公民的人身安全正处于危难境地，行为人为使其利益免受危害或减少其损害而主动进行的救助行为。[15]2、行为人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3、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使公、私利益免受危害或减少损害的意图。
对于见义勇为的救济途径，有不同的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适用《民法通则》第109条规定。[16]第二种主张认为，适用《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第三种主张认为，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规定。对此，有学者提出，本司法解释第15条实际上是对《民法通则》第109条和《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142条的继承和完善，但并没有根本改变原来法律规定。第一种主张和第三种主张基本上一致。[17]我认为，第二种主张较为合理。理由是：1、见义勇为的法律性质与无因管理相同，都是合法的事实行为。2、见义勇为的立法宗旨与无因管理相同，都是为了倡导社会道德风尚，维护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3、见义勇为具备无因管理的要件。有人认为，见义勇为若适用无因管理之法律，则产生无因管理之债，受益人（本人）所应承担的，既不是赔偿责任，也不是补偿责任，而是“偿付”责任，无因管理之法律（包括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受益人承担补偿责任。[18]这乃是对无因管理制度之本义的误解。如前所述，在无因管理中，管理人对本人享有必要或有益费用求偿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债务求偿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和报酬请求权而不是所谓的“偿付”责任（这实际上是就法律论法律）。至于我国目前无因管理之法律（包括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受益人承担补偿责任，这是事实，但可以通过完善立法加以补救，而不能从现行法律的不完善就轻易得出见义勇为不适用无因管理的规定。应该说，见义勇为是无因管理的一种特殊类型。
见义勇为作为一种特殊的无因管理行为，立法上在规定适用无因管理制度时应作以下规定：1、因防止、制止不法侵害所发生的见义勇为，行为人因此而遭受损害的，不法侵害人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受益人应给予适当的补偿。2、因防止、制止不法侵害所发生的见义勇为，行为人因此而遭受损害的，行为人可以请求受益人先行赔偿；受益人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不法侵害人求偿。3、为避免或减轻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害，行为人因此而遭受损害的，受益人应负损害赔偿责任或给予足额的补偿。4、在上述情形下，行为人遭受的损害不能获得全部赔偿或足额的补偿的，国家和社会应当承担相应的救济义务，以保障行为人及其由其扶养的近亲属的基本生活和工作。


第 编 债法
第 章 法定之债
第 节 无因管理
第一条 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自愿管理他人事务的行为，为无因管理。
第二条 管理人为事务管理时，应依本人的意思，以有利于本人的方法为之。
第三条 管理人开始管理时，以能通知为限，立即通知本人。但本人已知时，不在此限。
管理人通知本人后，如无紧急情形，应等待本人的指示。
第四条 管理人于本人、本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能够进行事务管理前，应继续管理。但继续管理违反本人的意思或显然不利于本人的，应停止管理。
第五条 管理人应告知本人管理事务的情况或请求告知管理事务的情况，及结束时报告管理的始末。
走向公正和谐之路
─以ADR视角审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衔接

陈冲


有社会便有纠纷，纠纷的解决是社会的内在需要。纠纷的解决有多种方式，有当事人之间的自行协商、交涉、和解，也有外力介入的调解、仲裁、行政决定直至审判。在中国传统社会，受儒家“礼治”“无讼”思想的影响，人们对一般的民事纠纷采取的解决途径更多的是调解而非诉讼。发源于革命根据地时期、成型于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调解制度，迎合了这种历史传统，在建国后解决了大量的民间纠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社会的转型，人民调解出现了逐渐萎缩的趋势，被西方法学家誉为“东方之花”的人民调解制度似乎已蜕变成了“昨日黄花”。而有意思的是，在过去的20年中，当代西方社会对调解作为纠纷解决途径却表现出了空前的关注，俨然已视调解为最重要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尤其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后，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加强人民调解在我国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使人民调解与诉讼制度相衔接，已成为一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据笔者掌握的有限资料，对于两调衔接，理论界和实务界目前更多关注的是微观操作层面的问题，如法院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提高调解人员的素质、扩大人民调解的范围、赋予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等。本文愿从整个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宏观角度，借助ADR理论，来审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各自功能及关系，探讨两调的衔接方式及程序。
ADR乃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的缩写，可汉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也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是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它既包括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也包括各种专门设立的纠纷解决机构的裁决、决定，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调解，也包括各类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裁定。西方国家推行ADR，主要缘由于应对“诉讼爆炸”而引起的司法危机，但其深层次的价值和社会需求在于：“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等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更多选择权”。
根据主持纠纷解决主体的不同，ADR主要可分为：（1）民间团体或组织的ADR，如各国仲裁机构的仲裁、我国的人民调解、日本的交通事故纷争处理中心、美国的邻里司法中心等；（2）国家行政机关所设或附设的ADR，如劳动争议仲裁、消费者协会调解等；（3）司法ADR（又称法院附设ADR），即虽不同于审判，但与诉讼程序相关联，或在法院主持下的纠纷解决制度。按上述分类，人民调解应当归为民间团体ADR，而诉讼调解可类归为司法ADR（我国的诉讼调解严格意义上而言，尚不能称之为司法ADR，下文将专门论及）。
一、人民调解与诉讼的各自功能及关系
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角度来审视，人民调解与诉讼最大共同点在于均是中立的第三者介入下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根本目的都是保障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但两者间也存在明显的区别。体现在以下几点：
1、是否具备强制性不同。人民调解最大的特征是群众性和自治性，而诉讼的显著特征是国家的强制性，体现的是国家公权力对私人纠纷的干涉。
2、是否具有终局性不同。作为人民调解结果的调解协议不具备法定的强制执行力，而诉讼的裁决结果则具有最终性，即一个纠纷经过诉讼解决以后再也不可以采取其他方式来解决。
3、受案范围不同。人民调解与诉讼在纠纷解决范围方面存在诸多重合，但也有诸多不同。根据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由此我们看出，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的民间纠纷，有相当部分如发生在家庭成员、邻里、同事、村民间的婚姻纠纷、财产纠纷、损害赔偿纠纷，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是重合的。但两者受案范围也有诸多不同。相当一部分人民调解受理纠纷，不具备诉的要件，不能纳入诉讼范围。而相当一部分技术性、专业性纠纷，则不宜纳入人民调解范围。
4、程序的便利性、纠纷解决成本存在不同。一般而言，诉讼具有的正式性和规范性，加上“程序正义”的要求，都使得诉讼程序都比较复杂、严格，甚至很繁琐，因而诉讼活动耗时、费力，成本较大。而相较而言，人民调解则没有强制性规定，比较灵活自由，强调纠纷当事人的自主性，程序上简单、快捷，省时、省心、省力。
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虽有诸多区别，但因两者受案范围存在诸多重合，从ADR理论角度审视，两者又存在联系。人民调解作为诸多ADR中的重要方式之一，系纠纷解决的“第一道防线”，而诉讼则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将能有效减轻诉讼的负荷。人民调解等ADR的成功运作，将能满足多元化的社会对于纠纷解决途径和方式的多元化需求。人民调解等ADR形式为人们的协商、沟通和对话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氛围，能够使当事人通过法律的、道德的、习惯的手段，简便、迅速、高效地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实现利益与效率的双赢。诉讼并非是一种完美的纠纷解决机制，而是一种高成本的纠纷解决机制。加强人民调解等ADR制度，不仅仅是形势的需要，更是一种理性的回归。
二、人民调解与诉讼的正确定位
人民调解作为我国一重要的ADR方式，如何正确定位其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位置，使其与诉讼能有效衔接，诉讼作为最终的纠纷解决方式，如何正确看待人民调解的诉讼替代作用，使其与人民调解等ADR能正确衔接，是当前一重要理论课题。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以为，运用ADR理论，从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角度，来审视这一命题，得出的结论可能有助于从宏观角度把握这一命题，目前两者衔接上存在的困惑和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人民调解的正确定位是社会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人民调解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诉讼替代作用，使大量婚姻、家庭、侵权纠纷解决在基层，通过沟通和说服，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和融洽。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发挥诉讼职能，支持和指导人民调解发挥自身职能。但人民调解的自治性、群众性等民间调解特性，决定了人民调解不是一种万能的纠纷解决方式，它不能替代仲裁、行政裁决等有效的ADR形式，更不能以牺牲、剥夺当事人诉权为代价，让人民调解成为法院诉讼的前置程序。
诉讼的正确定位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不应成为第一道防线或唯一一道防线。首先应当承认，诉诸法院的权利对公民而言系一种宪法权利，这种权利不得以任何形式剥夺。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垄断纠纷解决，相反我们应在保障司法成为最后救济手段的同时，要让当事人知道诉讼不是唯一的解决纠纷的手段，而且也不一定是最圆满的救济手段，法院应当向当事人提供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的信息，并鼓励当事人利用ADR机制来解决纠纷。
目前，诉讼与人民调解等ADR在衔接上存在一些问题，其成因有制度层面上的（典型如道交法将原行之有效的行政调解程序弱化），也有操作层面上的（典型如劳动仲裁的运行现状）。人民法院在当前应按肖扬院长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座谈会上的“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的精神，支持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使人民调解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衔接上应注意避免两个倾向。一是避免将人民调解作为强制性诉讼前置程序的倾向。法院立案部门在诉前向当事人提供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的信息，并鼓励当事人利用ADR机制来解决纠纷是必要的，但是否采用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不能强制当事人采用。二是避免将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绝对化倾向。有学者建议赋予人民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这种建议是绝对有害的。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依法负有审查监督之责，在审查中应注意维护人民调解的威信，但不等于人民调解协议全盘有效，对于确存在司法解释所规定无效情形的，应当否定其效力。
三、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有效衔接形式—司法ADR
司法ADR是ADR的一种形式，是在ADR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司法ADR也称为法院附设ADR（Court Annexed ADR），是指以法院为主持机构，或者在法院的指导下，所采取的与诉讼程序不同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司法ADR的设置理念与ADR理念是一样的，“如果纠纷能以替代性方式在诉前得以化解，则诉讼则是多余的。如果纠纷在进入诉讼后，能以某种方式在审前得以化解，则审判则是多余的”，诉讼程序被细分为审判程序与非审判程序。司法ADR的种类有很多，但最普遍的司法ADR形式为法院附设调解制度。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在英、美、德、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被普遍地采纳。我国诉讼程序中也有类似的ADR形式，即诉讼调解制度。
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严格意义而言尚不能称之为司法ADR，它仅是区别于判决的一结案方式，尚未从程序上确定其非诉程序地位。调审合一的现状、法院的考核机制、法官的调解偏好，强制调解、以判压调、以拖促调等违反当事人合意现象的发生，曾使调解制度一时备受责难。事实上，调解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法院近年来较高的调解率也可见一斑，不过应对其运行中的弊端进行合理改造。理想的模式是将调解设置为与审判程序并行的非诉程序，将传统调解向司法ADR转型。调解程序存在于一审程序的准备阶段，纠纷被提交诉讼后，可根据当事人的合意或强制进入调解程序，调解达成协议的，由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予以确认，调解不成的则进入审判程序，调解程序不能对不接受调解的当事人作出实体上的不利处理。
西方国家主持法院附设调解的主体通常有退休法官、相关行业专家或法院的辅助人员。就我国而言，大部分案件只能由审前法官或法官助理主持调解程序，但就利用社会力量主持调解程序而言，最理想的主体莫过于现有的人民调解员。人民调解员与来自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士相比，具有独特的组织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对人民调解工作的管理和调解协议的效力认识上具有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这是邀请其他社会人士参与诉讼调解替代工作所无法具备的。
让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实现在法官主导下诉讼调解适度社会化，国内已有法院付诸实践，如上海长宁区法院将人民调解员任命为人民陪审员参与诉讼调解模式，还有如江苏响水法院将人民调解员聘任为特邀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模式，都取得了较好的经验和成果。这样做有以下几个好处：1、选聘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实现诉讼调解的适度社会化替代，一定程度上可减轻法院民事法官的工作压力，法院可以腾出力量指定专人负责人民调解的指导工作；2、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使人民调解员在法院接受了扎实的业务指导和锻炼，可形成对人民调解员的长期轮训新机制；3、人民调解员在司法ADR程序中参与诉讼调解，实现了人民调解诉讼替代工作与诉讼活动衔接的零距离，消除了中转环节，打破了信息交流与工作衔接的时间与空间障碍，使得人民调解工作与诉讼活动的衔接更具有操作性；4、人民调解员来自基层，熟悉社会，了解民情民意，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更注重从社会道德标准的角度对案件进行评判，将社会公众的良心和善恶标准、是非观念融入调解过程中，能有效克服法官因职业习惯所形成的不良思维定势，使调解结果更加贴近民众，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更能为社会所接受。
在今天，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诉讼审判所能处理解决的纠纷其实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在高度专门化、技术性的诉讼程序中真正妥善的纠纷解决往往不易获得。因此，必须加强诉讼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构建，即使进入诉讼后，程序的设计也应进行适当的分流，应进行司法ADR的构建。两调衔接，也不应仅仅局限于从微观角度探讨衔接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如能从整个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角度来审视，两调衔接的视野显然将更加开阔，意义也将更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