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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官职业化的概念的理解，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有着不同的界定。
学术界对法官职业化提出不同的界定，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官职业化是指法官不仅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履行国家公职人员的职责，而且更重要的是属于特别职位，以特殊的工作方式，实现特别的职能—法律裁判职能。第二种观点认为，法官的职业化是指人们一旦尤为法官，便应与政治事务、经济行为和繁芜感性的社会思潮长期稳定地保持相对疏离，中立地、恪尽职守地从事审判工作而不应在担任法官的同时从事其他经营以获取利益，国家则应为法官的职业行为提供成熟有效的保障和约束规范作为制度基础，包括法官的职业资格制度、法官的职业培训制度、法官的职业保障制度、法官的职业责任与职业道德机制。第三种观点，英国著名法学家庞德认为，法律职业是指“一群从事一种有学问修养的艺术，共同发挥替公众服务的精神，虽然附带地以它谋生，但仍不失其替公众服务的宗旨”。第四种观点认为，法官职业化是指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依托，在正当的法律程序制约下，根据对法律的娴熟的理解及信奉，通过独特、敏锐的分析和判断力，以其中立的地位、毫无偏私的良心，在内心确信的状态下，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作出裁判以实现社会正义的精英化的职业群体。以上四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强调法官职业化的特点，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值得肯定。
法官职业化，最早见于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末的文件，2002年作为法院队伍建设总体思路正式确立下来。在2002年7月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法官职业化，即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和职业地位。法官职业化就是通过一定方式，逐步使法官职业形成一个拥有共同专业的法律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具有强烈社会正义感和公正信仰的整体，具有仅属于该群体的职业传统和职业气质。而这种传统、气质又尤为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能够确保法官具有抵御外界干预的勇气和能力。同时，对引导、培养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起到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
在法治国家，法官之所以要求职业化，主要是以下三个原因决定的：
1、法官职业规律的要求
法官是一种从事审判活动的职业，审判具有自身的规律，只有具有专门知识与经验的人才能胜任法官职位。在古代社会，法律尚不发达，当时的纠纷主要靠习俗、伦理加以调解，虽然也会诉诸法律，但法律上的裁判并不复杂，因而从事法律裁判并没有尤为一个专门的职业，裁判只是一种从属性的、领队性的事物。随着法律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逐步扩大，法律裁判就尤为一种专门性的知识，无此知识就不能从事此项工作。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法治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法律的专门化程度来越高，因而对法官职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法官职业保障的要求
法官从事的是一种裁判活动，这种活动的特点是不有从总体上增加社会福利，而只能损此增彼，这也是一种校正的公正。在这种情况下，裁判活动是通过减损一方利益而增加另一方利益的方式实现法律上的公正，利益受到减损一方必然对此不满。因此，法官的职业必然应当获得法律保障，也就是要求法官职业具有稳定性，不受外在因素影响，以保证法官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进行法律上的判断。
3、法官职业素养的要求
法官从事的是一种专门性工作，因而需要具有专门性知识，这就对法官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官的职业素养，不仅仅是专门知识，更重要的是政策水平与道德素质。这种职业素养是在长期从事审判工作中形成的，并且与法官职业特点相吻合的。只有实现了法官职业化，才能将法官职业素养的要求现实化。同样，法官作为一种职业，也有其特殊的职业素养上的要求，甚至法官还应具有特殊的气质、特殊的思维方法，乃至于特殊的生活方式，例如，法官不能随意出入娱乐场所，尽量少的交友，孤独的生活方式等。这些职业素养对于保证法官的公正裁判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职业素质是在长期从事法官职业活动中养成的，只有职业化的法官才具备的。
对照以上三个方面不可否认我国目前的法官职业化程度还是较低的。一方面，法官职业的准入门槛较低，虽然近年来随着推行统一司法考试法官职业的准入门槛逐年提高，但由于历史原因，现在法院内不有相当一部分不能胜任法官职业的人，这些人应当通过一定的途径，或者尤为称职的法官，否则予以淘汰。另一方面，法官职业的稳定性还不够，在目前的法官管理体制下，法官，包括庭长、院长是由同级人大选举或者任命的，归属于地方管理。由此可见，实现法官职业化对于保证司法公正具有重大意义。
法官职业化意味着精英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实现法官精英化的时候，如何与司法的大众化相协调，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应该说，法官职业化本身也是存在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如同我国学者所言，包括精英与社会脱节的必然倾向、割断法律与社会的联系的可能、判决的形式化、法律运行中的繁文缛节、法律行业的垄断性、诉讼程序消耗大量财力和时间，等等。在这些局限当中，最大隐患在于与社会的脱节。法官职业化容易形成职业垄断与封闭，并且与社会相隔绝。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就不能及时反映社会要求、倾听公众呼声。尤其是在当今西方法治国家出现的过度职业化的情况下，其司法改革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引入大众参与司法活动。关键的问题在于：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不是过度职业化，而是未能实现职业化，正在从法官的非职业化向职业化过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尽管也应当警惕过度法官职业化可能带来的危险，但仍应以实现法官职业化作为司法改革追求的目标。

北安法院 刘福发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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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刑、民分离的产物，同时也是刑、民结合的果实，它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近年来，法院处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逐年增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陆续颁布了一些司法解释，由于立法内容的相对薄弱，但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笔者就目前存在着的主要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同仁。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法院判定附带民事责任的一项重要依据，只有确定了范围才能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民事损害，准确地判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及范围。受案范围如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下称《刑诉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第77条虽明确规定了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害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没有明确物质损害的范围，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于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8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该规定第 1条第1款指出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有种：(1)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害而遭受物质损失的(2)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对于第一类讲，《刑法》分则第四章中所规定的罪名，均是侵害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大部分有可能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失，如杀人罪、伤害罪、绑架罪以及强奸罪等；对于第二类而言，依照《规定》第5条的规定，这里的物质损失是指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造成的损失而不是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刑法》分则第二章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大部分犯罪、第三章中的金融诈骗罪、侵犯知识产权罪、以及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一部分犯罪，都有可能造成物质损失的，如交通肇事罪、失火罪、抢劫罪、以及故意毁坏财物罪等。但是，经过追缴或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的，只能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刑法》分则第五章的侵犯财产罪中大部分犯罪都属于《规定》第5条的情形，例如盗窃罪、抢夺罪、侵占罪等。然而，《规定》的第5条中第1款与第2款相矛盾，这也许是司法解释的缺陷，为了维护法律的统一及分清刑、民分工的界限，笔者建议，应对《规定》的第5条进行修改。
二、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体范围。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体范围，包括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主体和赔偿主体。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体范围，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6月29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989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作出了相关规定，但是在司法实务中对当事人主体范围的认识还存在着分歧。例如，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被害人是指直接的受害人，还是间接的受害人？被告人是否包括未犯罪或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主体。依照《解释》第84条、第85条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主体范围包括以下几种：
1.被害人(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条件，被害人能可以作为原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必须存在着物质损失且该损失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这里的犯罪行为是指可能被追诉的行为而不应确指为法院认定为犯罪的行为，因为《刑诉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又有《解释》第101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公诉案件的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对已经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当一并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因此，在刑事案件中，只要遭受物质损失是由刑事诉讼中被追诉的犯罪事实造成的，就可以作为原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不限于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犯罪对象，也不管被告人侵害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也不受该犯罪事实在刑事诉讼中被认定的罪数和罪名的限制＆1。《解释》规定被害人的范围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欠妥之处，本人认为凡是人身权利以及财产权利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自然人，均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不以公民为限，对于外国人、无国籍人在中国境内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是符合入世的精神，同时也是对国际条约的信守。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民事活动是通过法人来进行的，因此法人是可以成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一般来说，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组织，应均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组织，要求附带民事诉讼的，应由其主管组织或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提起。被害人在附带了事诉讼中享有原告人的地位。
2.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 被害人已死亡后，其近亲属以自己名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必须是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人。对于近亲属的范围，《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范围较《刑诉法》规定的近亲属范围大，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近亲属的范围如何确定？从《婚姻法》第28条的规定与最高院人民法院在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意见(下称民通意见)第147条的规定来看，笔者认为近亲属的范围应以《民法通则》的规定为准，如近亲属对于已死亡的被害人生前存在着抚养关系的，应可以作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主体，享有原告人的诉讼地位，还须符合以下条件：(1)被害人的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必须是被害人确已死亡情况下进行；(2) 被害人的近亲属能作为原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必须存在着实际的物质损失且该损失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
3.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依《解释》第84条规定，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这法定代理人的诉讼地位不同于被害人及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此时其身份是诉讼代理人而不是原告人。理由是：(1)《解释》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而依照《民法通则》第12条、第13条规定，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是作为诉讼代理人身份进行民事诉讼活动的。法定代理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直接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指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能力人)的利益而不是本人的利益。(2)《刑诉法》第40条、第82条第2项、第3项、第5项的规定了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的范围。从而，法定代理人与当事人是不能相提并论，二者的内涵不同，因此，法定代理人不能列作当事人。虽然，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能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其并非是附带民事诉讼标的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主体，其全部诉讼活动只能以被害人即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法定代理人的身份进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2。
4.人民检察院。《刑诉法》第77条第2款的规定是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依据。依《解释》第8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且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是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并非是其他财产与人身权利。当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时，应先由受损失的单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受损失的单位知情后仍不提起的，检察院才有权代表国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那么，检察院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处于何地位呢？对于案件争议的实体权利和义务，检察院无事实上的利害关系，实际上它是代表国家以法律监督者身份行使权利，目的在于保护国家利益，不独立享有原告人的地位。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主体。 《解释》第86条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主体有以下几种：
1. 刑事被告人.被告人在刑事上的责任能力与其在民事上的责任能力的年龄界限是不一致的。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是否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应参照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的界限来认定。如果被告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么他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主体，同时也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被告人是限制民事行为人，一般由被告人的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与监护人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假如是单位、团体作为监护人，监护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被告人是已满16周岁而未满18周岁的公民，依民通意见第2条规定，能够以自己的劳动收入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应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假如被告人没有财产可赔偿，依照民通意见第161条规定，那么被告人的原抚养人有垫付的义务，但不能列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
2.被告单位。《刑法》第31条规定对单位犯罪一般要实行双罚制，单位、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都是刑事的被告人，但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被告只能是被告单位而不是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在单位犯罪中，不法利益享受者是单位，而不是公民，根据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对行为后果承担民事责任的，应是被告单位（犯罪单位作为刑事被告人，当然也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主体；如果是单位工作人员履行职务中进行犯罪活动，给被害人造成物质损失的，单位应对其职工的犯罪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这与《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法人、其他组织对其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要承担民事责任是有所不同的。假如单位职工借用单位的名义进行犯罪活动，单位是否要承担赔偿责任呢？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假如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3；假如单位无过错的，不负赔偿责任。
3.共同致害人。在民事案件中，共同侵权人对被害人承担连带民事赔偿责任，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也不例外。从理论上讲，共同致害人包括被告人、未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和在逃犯，这里所指的共同致害人不包括被告人在内。（1）未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包括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致害人与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致害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致害人，要么是无行为能力人，要么是限制行为能力人，虽然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但其赔偿义务应监护人承担；对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致害人来讲，假如是成年人，应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同时也是赔偿义务主体，如果没有财产可赔偿，可以按民通意见第161条之规定来处理；假如是16周岁至18周岁间的未成年人，可按民通意见第2条规定来处理。（2）对于在逃犯能否被列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将在逃犯列入附带 诉讼的被告人，缺席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另一种是不能将在逃犯列入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4。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是：｛1｝《解释》没有规定在逃犯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义务主体；附带民事诉讼对刑事诉讼具有依附性、从属性，在逃犯没有被刑事起诉，失去刑事诉讼的前提，那么对民事诉讼也无从谈起；｛3｝《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在逃的同案犯不能列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 ；｛4｝在逃犯的行为未经法定程序确认为犯罪之前，无法对其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责任作为结论，且对其作缺席判决，不利于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于这类案件的处理，可以先按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判决在案的被告人负连带赔偿责任予以赔偿＆5。
4.已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与已死亡的共同致害人的遗产继承人。（1）当前的审判实践中，对死刑案件中附带民事诉讼被告资格的确定问题有争论，做法不一。有的认为可按两种方法处理，一是将拟判死刑的被告人列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予以判决；二是死刑已被执行后，其继承人继承其遗产的，应将已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列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予以判决。还有的认为，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不应该成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死刑案件中附带民事诉讼被告只能是刑事被告人＆6。而《解释》第86条明确地把已执行死刑的罪犯遗产继承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义务主体。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是欠妥的。按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是同一程序完成的，罪犯被执行死刑应在整个诉讼程序（含附带民事诉讼）进行完毕后方可进行的＆7。依照《解释》第89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以后另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被告人执行死刑后，刑事诉讼程序已结束，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前提条件不存在了，另外，遗产继承人不是致害人，其作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主体是不合格的。因此，对于已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是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只能另行提起民事诉讼。（2）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如案件还没审结完毕的，有一部分被告人死亡，还尚有部分被告人生存的，附带民事诉讼仍可继续进行，可追加已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以其所继承的遗产为限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案件已结的，应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以其所取得遗产为限承担清偿责任。
5.其他赔偿主体。《解释》第86条规定了五项赔偿义务主体，第（五）项是对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之外的概括，实际上是一种兜底式的规定。其他单位和个人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他单位和个人与被告人之间应存在着某种的特殊关系，才使得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由其他单位和个人承担，如雇用、监护、代理、隶属关系等。被告人受雇于其他单位和个人而执行任务时发生的侵害行为，应由雇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人为单位履行职务时发生的侵害行为，应由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人履行被代理人任务时所发生的侵害行为，应由被代理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另外，要明确认识到：1.其他单位和个人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是一种替代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2.其他单位和个人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必须有法律依据。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不承担民事责任＆8。
三、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时效。关于附带民事诉讼时效问题，刑事诉讼法没有作出相关规定，但《刑法》第87条规定犯罪的追诉期限分为5年、10年、15年、20年等，而《民法通则》第135条和第136条规定了一般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从而可见，刑法与民法对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是不同的。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所适用的诉讼时效可能存在着冲突。对此，有人认为适用刑事诉讼追诉期计算诉讼时效，有人认为适用民事诉讼时效＆9。
笔者以为，附带民事诉讼时效，原则上适用刑事法律的在关规定，理由如下：（1）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上虽属于民事赔偿性质，但它必须以刑事诉讼的存在为前提的，依《刑诉法》第77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不受民法时效的限制；（2）从《民诉法》第108条规定、《解释》第88条规定来看，民事案件的起诉，要求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民事的立案条件较刑事的严格，如果在民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不能破案，被害人不能明确地确定被告、阐述事实理由，被害人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样不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3）根据刑事优先原则，在刑事案件没有审结前，民事诉讼一般是不能审理的，假如不能延长民事的诉讼时效，那么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充分的保护。
如果被害人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则按民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来处理。
如果刑事案件已告破，侦查机关先前对案件作出撤销处理决定的，尔后并非被害人的原因而已引起的刑事追诉的，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所适用的诉讼时效按民法的规定处理。被害人的原因是指由于被害人自诉、申诉、控诉等行为而引起司法机关对被告人进行刑事追诉的事实。例如，甲殴打乙致轻伤害，经公安部门主持调解，甲赔偿了乙的损失，公安机关撤销此案。后经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对此案重新移送起诉。此案中的被害人乙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所适用的诉讼时效应按民法的规定来处理，这是因为：（1）乙已经知道致害人是甲，乙同意公安部门主持的调解，而不再进行自诉、申诉、控诉等追诉致害人的行为，根据法律规定，民事当事人和解，请求权消灭，附带民事诉讼也随之结束；（2）公安机关经监督对此案重新移送起诉，对被告人的刑事追诉并非是被害人原因引起的，被害人乙已知权利被侵害而在民法规定的时效诉讼内不提起民事赔偿的诉讼请求，说明乙放弃了实体权利的请求权。
四、被告人的反诉权。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是否具有反诉权问题的争论，观点不一，有的认为被告人不具有反诉权（称之为“否定说”），有的认为被告人应具有反诉权（称之为“肯定说”）。笔者倾向肯定说，理由是：（1）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是民事诉讼，依《解释》第100条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实体问题、程序的处理，应按民事实体法问题、程序法的规定来处理。在民事案件中，被告可对原告进行反诉。可见，在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被告人对原告人进行反诉也是于法有据的；（2）《解释》第266条规定“在第二审案件附带民事部分审理中，第一审民事原告人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第一审民事被告人提出反诉的，第二人民审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二审程序是一审程序的延伸，既然二审允许民事被告人提出反诉，那么在一审中也应允许民事被告人提出反诉；（3）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是平等的，不能因民事诉讼依附于刑事而剥夺了民事被告人应有的诉讼权利，不利于对民事被告人的人权保护；（4）设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和效益，如不允许民事被告人提出反诉，被告人对原告人的反诉请求要另行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反而增加诉累，不利于诉讼程序的简化，降低诉讼效率。

作者单位：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
邮　　编：325500　　　　　　

注释：
＆1.陈殿福著的《浅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范围》，2002年第2期的
《人民司法》第51页。
＆2陈殿福著的《浅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范围》，2002年第2期的
《人民司法》第52页。
＆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著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2002年第5期的《人民司法》第25页。
＆4.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著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2002年第5期的《人民司法》第24页。
＆5.同上。
＆6.张忠斌著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赔偿问题的探讨》，2002年第2期的
《人民司法》第50页。
＆7.同上。
＆8.陈殿福著的《浅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范围》，2002年第2期的
《人民司法》第53页。
＆9.姚莉著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的法律适用》，1998年《法商研究》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