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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人犯罪问题应引起社会高度重视

杨梅/吉洪忠

近年来， 笔者在司法实践中接触到诸多精神病人犯罪案例，轻的有盗窃、寻衅滋事的，重的有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目睹了一些精神病人犯罪给家庭造成的伤害以及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一些血腥腥的事实让人非常痛心，精神病人犯罪不仅是司法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应引起社会高度重视。为此笔者对某区2003-2005年三年中发生的23起精神病人犯罪案件的特点、原因进行分析，以探讨有效的防范措施。
一、精神病人犯罪呈现以下特点：
1、 行为人多为农民，文化较低。某区三年来发生23起精神病人犯罪案件中，15起发生在农村， 且行为人文化程度较低，其中有12人文盲，有5人小学文化，4人初中文化，2人高中文化，即便有的人是小学文化也只是能识字而已，根本就未达到小学毕业水平。由于这些人的文化水平较低，因此法律意识淡薄就不容置疑的了，从面导致犯罪率的提高。
2、 犯罪的动机不明显，侵害的目标随意。精神病人犯罪通常是在精神病发作的情况下发生的，此时的精神病人认识上存在阻碍，侵害的对象随意，往往见凶器就拿、见人就乱打。如祁某妨害公务案中，祁某无故扣留伊某的摩托车，当见到公安干警到现场处理时，因其精神病处于发作阶段，其辩认和控制能力削弱，祁某竟然持菜刀、斧头、砖头、酒瓶等械具见人打，先后殴打了７人，公安干警在制服其过程中也有2人被打伤。　
3、 作案手段残忍，人身危险性大，危害后果严重。精神病人犯罪是在神智不清的情况下作出的，因其本人完全意识不到犯罪时做了什么事，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往往作案手段都比较残忍，危害的后果比较严重。王某因患有精神分裂症一直怀疑被害人李某说其坏话而耿耿于怀，于是便产生要杀死李某的念头。一天中午，王某携带菜刀至李某家中将毫无防备的李某头部连砍数刀，将李某当场砍死。
4、 通过劳动教养等法律手段进行改造的效果差，继续危害社会的现象多。众多的精神病患者在犯罪后被判刑，在服刑完毕，由于种种原因，多数并没有被送到指定的医院强制治疗，而是重新回到社会上，致使精神病人继续危害社会的现象日益增多。陶某患有爱盗窃的精神病，第一次因盗窃被判刑后，回家后因家无经济能力对其进行治疗，其刑满释放后，不久便又实施盗窃作案被判刑。然而，其再次被释放后却依然重操旧业。这归根到底，还是因其精神病未得到治疗的原因。
5、 受害人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不利于社会稳定。家庭中如果有精神病人，长期的治疗费用，往往都难以承受，哪有钱财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受害人在人身、财产受到侵害后，精神上的打击就已经很大，然而其损害又得不到合理赔偿，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时，迫不得已可能又会采取以牙还牙的方法，导致新的刑事案件的发生，这极其不利于社会稳定。如黄某故意伤害案中，黄某因患有精神病，在病发时无故持刀砍断了被害人赵某的左臂，致赵某重伤。赵家为了给赵某治疗花去2万余元的医药费，然而在案发后本来就经济拮据的黄家又要为黄某治疗精神病，于是根本无法钱赔偿赵家的医药费。赵家在多次与黄家协商不成的情况下，赵某便扬言也要砍断黄某的手臂作为了断。幸亏赵某的亲朋好友苦口婆心地劝说才避免了另一起刑事案件的发生。
6、 作案的场所多为公共场所，社会影响比较恶劣。精神病人由于精神发育迟滞、智力较差，因此考虑问题比较简单、不周到，作案时不分地点、场合，不顾后果、社会影响，即使是在公共场所，只要看到作案对象就开始作案。严某故意杀人案中，严某因与被害人孙某的父亲有矛盾，因孙的父亲外出无法报复，于是想到在学校上中学的孙某。一天，严某买了锥子等作案工具直接到孙某的学校，当着众多学生的面用锥子对毫无防备的孙某头部乱砸，致孙某颅脑损伤死亡。看到自己的同伴被砸倒在血泊中，在场学生们被吓得惊叫，这给中学生们幼小的心灵带来多大的伤害可想而知。
二、 精神病人犯罪的原因
第一， 对精神病人监护不到位。精神病人犯罪主要发生在农村，一方面是由于农村家庭精神病人患者的监护人本身就是农民，整天忙于农活，缺乏对精神病人的监管或疏于管理，致使精神病人没有受到严格的管束，整天闲逛，一旦病情发作，就很容易伤及他人。同时精神病人病情比较隐蔽，平时只在言行上与正常人稍有区别，在周围人特别是家人眼里并不把患者的表现当做疾病看待，而认为他们是道德和人品有问题，没有意识到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更没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等到作案后才发现其危害性，却为时已晚了。
第二， 政府重视不够，没有采取必要防范措施。政府作为管理社会的职能机构，对精神病人的管理和治疗负有重要责任。但长期以来，政府对精神疾病缺乏充分认识，重视不够，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患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建立，许多疾病的防治都应进入了社会保障系统，这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人们身体健康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并未能发现有对精神病人的防治机制，不得不说这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缺陷。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身处农村的精神病患者没有得到及时而长期的治疗，致使精神病情经常或突然性发作，危及社会公共安全和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
第三， 对精神疾病患者管理的法律不完善，缺少实施细则。按照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如果判定精神病人对危害行为不负刑事责任，“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多数精神病人需要长期服药，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许多病人的家庭根本无能力给病人治疗。另外强制治疗由谁出钱，到哪里去治疗都是问题。如某区公安干警在处警时抓获一持刀在学校附近滋事的精神病人，因其家中无人能够监管，干警们只好将其送往精神病院治疗，但医院又不肯承担费用，最后公安干警又自己垫支让其住院。等这笔钱用完了怎么办？这个精神病人又可能重回社会再危害他人。司法精神病学工作者及法律界有关人士多次进行探讨并公开呼吁，但一直没有引起有关部门足够的重视。旨在维护病人权利，促进精神卫生事业发展，加强对精神疾病人管理的《精神卫生法》在全球１４０多个国家都已制定，但在我国，经过近２０年的酝酿至今仍未出台。
　　三、 预防和减少精神病人犯罪的应采取的措施
1、 首先要认识到精神疾病患者是弱势群体，应给予患者足够的人文关怀，从政府、社会和法律的层面对他们多一些尊重、关爱和善待，消除歧视，使更多患者得到良好的治疗和康复，从根本上消除其社会危害性。
2、 加强监护人的监管意识，使监护人能充分担负起监管职责，保证精神病人犯罪率的降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只有监护人真正履行了自己的责任，社会这个大家庭才能安定祥和。首先是加大法制宣传力度，让精神病人的监护人自觉履行自己的责任；其次是通过法律手段迫使不自觉的监护人不得不履行监护责任，让监护人明白失职即是对他人利益造成侵害的原因，自己因此要承担后果。
3、 加大政府集中收治精神病人的职能意识，使大多数的精神病人的治疗由政府“买单”。据统计，全国现有精神病人1600余万，其中具有暴力倾向者为1～2‰，由此可见，可能会造成社会危害的精神病人全国约有1.6万到3.2万人。一个病人一个疗程的治疗费用为3500元，全部由政府买单，一年所有病人的费用约1亿元，分摊到三十余个省二千多个县，每个县仅数万元，却为社会解除了数万个不定时炸弹，让精神病人的家属得以解脱，周围的居民得以安宁，同时也减少了不必要的危害发生。
4、 尽快出台精神卫生方面的法律以及实施办法，让受害人不再无助，政府不再逃避，精神病人的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应尽快出台《精神卫生法》，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和尊重精神病人合法权益，同时有效地解决精神病人带给社会的意外伤害，解决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保护的两难困境。
5、 把精神病人的管理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各部门既要应各司其职，又要齐抓共管。一是卫生系统应负责精神卫生的基本知识和精神疾病的基本治疗；二是民政系统对经济上有困难的精神病人应提供义务救助；三是公安系统则对遇上特殊的精神病人犯罪情况，由公安机关执行强制性的义务监督和强制治疗。同时基层派出所与社区应加强联系,建立以社区为依托的网络监控体系，及早发现精神病患者的发病征兆督促监护人对其约束、治疗。
6、 社会应大力帮扶，开展爱心救助行动。精神病患者是社会中的一个群体。社会也应发挥其囊括范围广、组织发动容易获得支持的优势，积极开展爱心救助行动，组织公益活动，发展公益事业，支持精神病患者治疗，让精神病患者感到社会的关爱，加快康复的进程。

通联：淮安市楚州区人民检察院
联系人：杨梅 吉洪忠
联系电话：0517-5828028 5828085
邮编：223200

从支持公诉的角度看侦查阶段之证据收集

江西省莲花县人民法院 李俊敏


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格局是由控诉、辩护、审判三大职能构成的。在我国，人民检察院对侦查终结的案件，经过审查，认为必须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时，由检察长或其指派的检察员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出席法庭支持公诉。所谓支持公诉，就是检察人员在法庭上根据事实和法律，支持检察院对被告人的诉讼主张，揭发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情节，监督法院依法进行审判，最终使被 告人获得应有的刑事惩罚。人民法院审判公诉案件时，人民检察院均应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但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不派员出席法庭。下级人民检察院抗诉的第二审案件，上级人民检察院应派员出席法庭。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出席法庭支持公诉的检察人员的主要工作就是提出证据证明自已的诉讼主张并要达到一定的证明程度，具体表现为：a、宣读起诉书，代表国家指控犯罪、提请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依法审判；b、讯问被 告人；c、询问被害人、证人、鉴定人；d、出示物证、宣读书证和末到庭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检查、勘验笔录及其它作为证据的文书，向法院提供作为证据的视听资料；e、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针对被 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进行答辩、全面阐述公诉意见、反驳不正确的辩护意见；f、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g对法庭审理案件有/-无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况予以证明；h依法从事其它诉讼活动。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人员（公诉人）应积极、主动、客观、公正、全面地向法庭提供证明被告人有罪重或者罪轻的证据。公诉人举证应围绕下列案件事实进行：a、被告人的身份；b、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为被告人所为；c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结果，被告人犯罪后的表现；d、儿罪集团或共同犯罪案件中参与 犯罪人员的各自地位、作用和应负的责任；e、被 告人有无责任能力、有无故意或过失、动机、目的；f、有无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有无法定的从重或从轻、减轻及免除处罚的情节；g、犯罪对象、作案工具的主要特征，与犯罪有关的财物的来源、去向和数量；h被告人若全部或部分否认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其否认的根据和理由能否成立；i、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其他事实。查清上述案件事实，是公诉人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阶段的主要任务，而完成任务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向法庭举证和论证所举证据的证明作用。证据是支持公诉的基础。公诉人用以支持公诉的证据基本上都是来自侦查阶段，由侦查人员通过讯问、询问、检查、勘验、搜查、聘请专家鉴定等手段获得。能否成功地支持公诉，取决于侦查取证质量的高低，高质量的侦查取证是成功地支持公诉的基础，归根结底就是侦查阶段所收集的证据应符合支持公诉的要求。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的规定既对公诉证据提出了质的要求，也提出了量的要求。同时该法第43条还规定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因此，支持公诉对证据的基本要求是确实、充分、合法。所谓证据确褥，就是指证据如实地反映了案件的事实真相，是客观存在的，是与犯罪事实关联的、具有明确针对性，对犯事实的全部或某个部份有其证明作用；所谓证据充分就是指证据足以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即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证据齐备，能够证明构成犯罪事实的一些基本要素，如时间、地点、人物、动机、目的、行为、情节、结果等。证据确实充分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从证明个案来说是质和量的统一。但是，无论如何确实、充分的证据，从诉讼法的角度来说，其来源还必须合法。程序法是保证实体法顺利实施的法律。如果取证程序违法，势必影响所取证据的客观性，必然要加入侦查人员的主观成分，这样得来的证据，其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从而起不到其应有的证明作用。
侦查阶段收集证据时应注意：
1、树立有罪证据、无罪证据均要收集的观念。由于存在认识上的局限性，相当多的侦查人员一般只强调收集有罪证据，忽略“无罪证据”的收集，有的甚至回避收集“无罪证据”，省得给自已添乱。这样做是很不利于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因为存在认识上的局限性和个体差异性，有时侦查人员认为是“无罪证据”而公诉人可能会认为是极其重要的有罪证据，即使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罪证据，如果末收集，那也是不利于公诉人对案情的了解，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的，若该无罪证据被辩方出示，往往会造成毫无心理准备的公诉人在法庭上的被动。
2、 言词证据的收集要注意创造取证的环境，只能稍加提示，
让证人（疑犯、被害人）自然流露心迹。切忌套取证供，更不得采取暴力、胁迫的手段逼取证供，因为我国法律明文规定不得刑讯逼供。逼、套取的证供对于案件的侦破也许有点作用，但公诉人是不能拿逼 、套取的证供作证据便使用的，更何况在多数情况下，证人（被告 人、被 害人）是会被要求出庭的，公诉人在法庭上哪怕是有一点套取证供的倾向都会遭到辩方的反对。 因此，侦查人员切不可套取、逼取证供，更不可将套取、逼取的证供经加工后放在案件材料中，这样做容易误导公诉人作出不利于支持公诉的判断，进而有损支持公诉的效果，甚至会使公诉活动遭到全面的失败。
3、对证供所作的文字记录，应详略得当，应注意体现取证环境，切忌生硬，不应省略的地方如省略了，没有逻辑性，就会给人造成一种突兀感。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是取证的一大忌。这样的证供笔录是靠不住的，给翻供、翻证留下了可趁之机，其合法性、真实性往往成为法庭辩论的焦点。
4、对证人的取证时间，往往滞后于案发时间，这期间证人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很多变化。因此，侦查人员不但要了解取时的证人情况，更要了解证人在案发时的基本情况。若笔录过于简单，也会造成支持公诉的被动。如某证人为女性，案发时住在某地其父母家，取证时已出嫁，住在另一地其夫家，若开庭时该证人末能到庭的话，公诉人宣读只记明其住址为其夫家的证言笔录时，则辩方可能会提出此人不具备证人资格，其理由是此人与XX证人只是同名而已。中国人同名同姓者实在是太多了。由于公诉人并不知道该证人因出嫁改变住址的情况，就会造成该证词无效，从而影响支持公诉的效果。
5、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物证、书证、鉴定结论，检查、勘验笔录为我国刑事证据的重要种类，这些证据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作用各不相同，但在法庭上成为辩论焦点的原因却几乎一致——即物证、书证、和用于鉴定的检材、样本的提取及检查、勘验活动是否公正合法，具体操作上是否有纰漏，证物的提取、保管、笔录的制作，这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瑕疵，都可能导致公诉举证不力或举证不被采信。美国辛普森一案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例。因此，为了保证公诉人举证有力，就要求侦查人员在提取证物、制作笔录时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进行，要有见证人、证物保管人或其近亲属在埸，提取的证物要用证据袋（最好是透明的）封装好，制作好搜查笔录，笔录应详细载明证物特征，用于鉴定的消耗性检材应留有备份，证据袋一经封装好，就只有到开庭出示物证时才能开拆，案件移交时，对证物应细心核对，然后办理交接手续，严格区分责任。侦查人员要秉公执法，不能将任何私心杂念带入侦查工作，要认真执行回避制度，尽可能避免出现工作上的纰漏，避免对侦查工作可靠性的怀疑。
6、侦查和支持公诉在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实践证明：侦查是为支持公诉服务的，反过来公诉人员又可根据出庭支持公诉的经验和需要指导案件的侦查取证工作。对此，实践中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公诉人员提前介入侦查。这个办法的实施，可使公诉人员及时掌握案件情况，并以支持公诉对证据的要求来指导侦查阶段的取证工作，使侦查人员少走弯路，避免做无用功。鉴于侦查和支持公诉目前的体制状况，加强侦诉联系，充分发挥机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活动的作用是达到侦诉共同目的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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