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石油天然气管道设施保护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石油天然气管道设施保护条例
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00年11月28日通过，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石油、天然气管道设施安全运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促进经济发展，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我省境内陆上石油、天然气管道设施的保护。
城市公用设施中的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人工煤气管网除外。
第三条 石油、天然气管道设施（以下简称管道设施）保护工作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实行专业保护和社会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主管安全生产部门（以下简称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对全省管道设施保护工作实施管理和监督。管道设施所在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管道设施保护的管理和监督。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管道设施所在市、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铁路、电力、通信等行业，配合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做好管道设施的保护。
石油、天然气管道企业（以下简称管道企业）负责管道设施的安全运行和保护管理，及时向政府报告管道设施安全保护情况，提请解决管道设施安全保护问题。
第五条 管道设施所在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城市、村镇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应当将新、改（扩）建管道设施工程列入规划；新、改（扩）建管道设施工程应当符合城乡建设总体规划。
第六条 管道设施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管道设施的义务，对危害管道设施的行为，都有权制止并向安全生产管理部门或者公安机关报告。
第七条 管道设施所在市、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群众进行管道设施保护的宣传教育，并解决有关管道设施保护的具体事项。
第二章 管道设施的保护
第八条 管道设施的保护对象：
（一）输送石油、天然气的管道（含输送的石油、天然气）；
（二）保护站、排流站及其供配电系统；
（三）管堤及水工防护构筑物，防洪、抗震设施；
（四）加压站、加热站、计量站、配气站、阀室、油库；
（五）管桥、涵洞、管道专用或兼用桥梁、隧道；
（六）标志、标识、警示物。
第九条 管道设施的保护范围：
（一）埋地管道中心线两侧各5米；
（二）穿越河流主河槽管道中心线两侧各50米；
（三）加压站、加热站、计量站、配气站、阀室、油库、保护站、排流站等设施的围墙或建（构）筑物外墙以内。
第十条 新、改（扩）建公用工程、绿化工程和其他工程与管道设施的安全距离或新建管道设施与已有的公用工程、绿化工程和其他工程的安全距离，按国家标准、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埋地石油、天然气管道与居民住房、城镇居民点或者独立的人群密集区的安全距离分别为15米、30米。
地面敷设或者架空敷设的石油、天然气管道与居民住房、城镇居民点或者独立的人群密集区的安全距离，分别为30米、60米。
第十二条 管道企业必须对管道设施进行巡查、维护、检修，发现隐患及时排除，发生泄漏等安全事故必须抢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妨碍管道企业进行管道设施巡查、维护、检修和事故抢修作业。
管道企业应当采取管道设施安全的预防措施，制止危害管道设施安全的行为，并向安全生产管理部门或者公安机关报告，协助公安机关对盗窃、哄抢、损坏、破坏以及其他危害管道设施安全的行为进行查处。对造成管道设施损失的，有权要求赔偿。
第十三条 管道企业可根据需要聘用护线员。管道设施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村（居）民委员会，应当支持管道企业开展群众护线工作。
第十四条 管道企业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加强管道设施的安全运行和保护管理：
（一）执行管道运输的技术操作规程和安全规章制度，按照国家管道工程建设质量标准进行管道设施维护，采用先进技术做好管道设施的检测、检验；
（二）向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管道设施所在市、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以及铁路、电力、通信等行业提供管道设施分布及其变动相关资料；
（三）设置标志、标识、警示物，明示管道设施位置及有关安全事项。
第十五条 管道设施发生凝管、爆管、断裂、火灾、爆炸等生产事故，管道企业必须立即上报省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引发环境污染事故的，还应当报当地环保部门，并按照分管权限，组织事故的调查处理。
管道设施引发人员伤亡事故，管道企业应当按照省有关规定报告，各地安全生产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调查处理。
第十六条 禁止下列危害管道设施的行为：
（一）移动、拆除、损坏、破坏管道设施的；
（二）哄抢、盗窃管道器材和石油、天然气的；
（三）在管道设施维修、抢修现场施用明火的；
（四）在管道中心线两侧及附属设施场区外50米范围内爆破、燃放爆竹的；
（五）机动车辆在埋地管道（道路下管道除外）上方行驶的；
（六）行人在裸露地面的管道或者架空管道以及辅助设施上行走的。
第十七条 在管道设施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倾倒垃圾、堆积残土、堆放大宗物品、排放腐蚀性物质、回填造地、挖砂、采石、取土、挖塘、修渠；
（二）修筑建（构）筑物；
（三）抛锚、拖锚、筑坝、炸鱼、水下爆破；
（四）栽种树木等深根作物；
（五）架空电力线路、通信线路跨越油库、加压站、加热站、配气站；
（六）其他可能危及管道设施安全的。
经省防汛指挥机构同意，在管道设施保护范围内采取防洪措施，应当事先通知管道企业，共同商定实施方案。需要在管道设施所在区域泄洪时，应当事先将泄洪时间和泄洪量通知管道企业。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有关部门必须事先征得管道企业同意，签署协议，并向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备案。
（一）在管道设施安全距离内施工的；
（二）在距离管道设施50—500米内进行爆破、地震法勘探作业的；
（三）新、改（扩）建与管道交叉的铁路、公路、埋地电力、通信电缆线路、修筑渠道和其他管道的。
第十九条 河道清淤，不得造成穿河管道露出河床、悬空，不得损坏管道水工保护构筑物。
第二十条 采砂、取土危及管道设施安全或者损坏管道设施的，应当承担加固管道设施或者经济赔偿责任。
第三章 管道设施与其他建设工程
第二十一条 新、改（扩）建管道设施工程涉及其他建设工程或者设施的，应征得其他建设工程或者设施主管部门的同意，并依法履行审批手续，依据有关规定承担责任。
管道设施维护作业，需要挖掘路面、砍伐树木等，管道企业应当事先征得相关部门和权益人的同意。遇有紧急情况抢修时，管道企业可以先行作业，但事后应当向相关部门和权益人通报。
因管道设施维护或者事故抢修作业造成其他建设工程和设施以及公民财产损失的，管道企业应当依据有关规定予以赔偿。
第二十二条 新、改（扩）建工程，引起管道设施加固、搬迁、增设防护设施、采取临时性保护措施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与管道企业签订协议，明确应当承担的责任：
（一）引起管道设施防护工程或者设施随之改建的，其工程费由建设单位承担；
（二）引起管道设施加固、搬迁的、征地、拆迁、工程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三）引起管道设施临时性拆除、搬迁或者采取临时性保护措施的，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负责恢复原状或者予以补偿。
第二十三条 经省防汛指挥机构同意，因采取防洪措施引起管道设施加固、搬迁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四条 管道设施与其他建设工程相互关系处理中发生争议的，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协调。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由安全生产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情节较重的，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六）项规定的，由安全生产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危害行为；拒不改正的，可处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的，由安全生产管理部门责令其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情节较重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安全生产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赔偿损失，并处以所造成损失额2至5倍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由安全生产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施工，责令与管道企业协商，补签协议；拒不协商强行施工，造成安全隐患的，由安全生产管理部门责令拆除在建、已建工程或者设施；造成损失的，赔偿损失，并处以5000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十六条第（二）项及本条例其他规定，构成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管道企业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四条规定，引起管道事故，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有关负责人和负有直接责任的工作人员，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单位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管道设施专用道路、电力、通信设施的保护，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三十二条 在本条例颁布前危及管道设施安全以及安全距离达不到本条例规定的，由省安全生产管理部门会同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管道企业认定责任，协商解决。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
2000年11月28日
民事主体是民事领域中的主体。从现象看，民事主体表现为享有民事权利，是民事权利的载体。从本质看，民事主体表现为具有民事意志，是民事意志的载体。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国家三种形式。其中，关于法人和法人的本质问题，学术界分歧较大。
传统的说法一直认为，关于法人的本质，法学史上曾有三种观点：“否认说”、“拟制说”和“实在说”，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有耶林、萨维尼和祁克。国内学术界一般否定“否认说”和“拟制说”，同意法人实有，但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实在说”的一些具体说法。
然而，细读三家论述，可以发现，它们的分歧所在只是法人人格的有无，其实就是法人的有无。三种观点中没有一种探讨了法人的本质，甚至可以说没有一种真正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它们的争论不是关于法人本质的争论。
根据形式逻辑，定义应采用“被定义概念＝属＋种差”的公式，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如：“人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其中“动物”是属概念，“能制造工具”是“种差”，也就是人的本质属性。事物的本质属性和事物的本质是有区别的。上述“人”的定义所揭示的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能制造工具，不是人的本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即使是对法人的正确的定义，也只能揭示法人的本质属性，不能抽象出法人的本质。换句话说，也只回答了“法人是什么”，即法人应归入哪一类事物（属概念），与这一类事物中的其他事物（种概念）有什么区别；而没有回答“法人的本质是什么”，即法人的本质应归入哪一类事物，与这一类事物中的其他事物有什么区别。
如果把探讨法人的有无作为对法人的认识的第一阶段，那么，探讨法人的定义可称为第二阶段，而探讨法人的本质应该算第三阶段。法学史上耶林、萨维尼、祁克等人的争论属于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述》所介绍的情况来看，我国学术界对法人的认识，似乎处于第二阶段。
有学者指出：“对法人本质的看法，在民法上涉及到法人的民事权利、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等方面的问题；在刑法上涉及到法人的犯罪能力问题；在宪法和行政法上涉及到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独立人格问题，等等。所以，讨论法人的本质在法律上是不无意义的。”这些看法是有道理的，但讨论法人的本质似乎还有值得指出的其他意义：1、法人是人格的载体，是主体的一种。探讨法人的本质，有助于弄清人格和主体的本质。前文把对法人的有无和定义的探讨当作对法人本质的探讨的现象，实际上也是对人格和主体的本质的某种认识程度的反映。2、弄清了法人的本质，可以加深对我国目前所谓的政企分开问题的认识。
在笔者见到的有关论著中，只有《民法新论》一书真正表述了关于法人本质的观点：“社会组织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实际作用，乃是它们在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即法人的本质所在。”
如果没有误解，作者的观点是：法人是社会组织在法律上的主体资格，法人的本质则是社会组织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实际作用。
后一句认为法人的本质是“作用”，似难成立。人们要问：这一“作用”的内因是什么？“作用”的内因不比“作用”本身更“本质”一些吗？
前一句认为法人是“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可与同书第204页的观点相印证：“法人是一种社会组织。法人是社会组织在法律上的地位。”显然，这里的“法律上的地位”，应该指前文的“法律上的主体资格”。这样就产生了问题：法人究竟是什么？是组织，还是地位或者说资格？
认为法人是一种资格，这一观点颇有影响。“‘七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法人制度论》（江平主编，赵旭东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第一页开门见山：“法人的本质特征有二：一是它的团体性，二是它的独立人格性。……这两个特征汇合在一起，就可以用最精炼、最概括的语言给法人下一定义：法人者，团体人格也。”
作者承认人格是法人的本质特征，但又认为法人是一种人格，这就自相矛盾了，因为事物的本质特征和事物本身是两回事，事物不能被定义为事物的某一本质特征。
法律上的人格只是法律上的人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本质特征，不是法律上的人本身。法律上的人是人格的载体。我们只能说某人有人格，不能说某人是人格。同样，我们也只能说某公司有人格，不能说某公司是人格。
法人是法律上的拟制主体，是相对于真实主体，即自然人??有生命的法律主体而言的。法律主体的存在根据是法律上的人格。人格的本质是意志的存在资格。法律人格的存在根据是法律允许存在的意志。自然人的意志是真实的意志。拟制主体的意志是拟制的意志。对于社会来说，允许生命人的某意志存在，就意味着承认该生命人是人，必须确认其主体资格即人格；允许某拟制意志存在，就意味着承认该拟制意志的载体是法律主体，必须确认其法人资格。主体是客体的支配者，即可在客体上实现自己的意志者。因此，主体的本质是自由者。哲学主体的本质是实践意义上的自由者。法律主体的本质是法律意义上的自由者。生命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作为法学主体的生命人即自然人的本质是法律意义上的真实的自由者。拟制主体的本质是法律意义上的拟制的自由者。拟制主体包括国家和法人。国家是拟制的公法主体。法人是拟制的私法主体。国家作为主体，其本质是法律意义上拟制的公自由者。法人的本质是法律意义上拟制的私自由者。
在法学史上，法人“实在说”的主要代表，德国著名法学家祁克认为，法律主体是与意思能力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思想是很深刻的。但祁克没有阐明两者如何联系在一起，结果招致了学者的批判。《民法新论》认为：祁克“这一学说的前提是把意思能力与主体资格联系在一起，然而，意思能力只是行为能力的基础而不是权利能力的基础，因此意思能力与主体资格没有必然的关系。奴隶社会的奴隶有意思能力，但不能成为法律主体，而在当代民法上，无意思能力的人（无行为能力人）却享有权利能力，具有主体资格。”
《民法新论》所言都是事实，但只是表面现象。意思能力就是意识，是人的标志。意识必然产生意志。从法理上说，承认某事物有意思能力，就意味着承认该事物是人，必须享有人的资格即主体资格。奴隶有意思能力，但没有主体资格，这是由于奴隶的意思能力不为社会所承认。就不享有主体资格而言，奴隶和牛马处于同等地位。但在古代罗马，奴隶可参加主人的宗教活动，可以被解放为自由人，可以被主人立为继承人继承其人格，死后其尸体和坟墓受到保护。原因就在于奴隶是人，实际上有意思能力。这些待遇虽然不是法律上的主体资格，但毕竟使奴隶和牛马的地位有所区别。历史废除了奴隶制度，赋予奴隶以主体资格，没有赋予牛马以主体资格。原因就在于奴隶的意思能力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而牛马没有意思能力。因此，奴隶没有主体资格的事实，其实不是否定而是肯定了主体资格和意思能力联系在一起。
在法理上，欠缺行为能力人以监护人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没有监护人的意志，欠缺行为能力人的主体资格不是现实的主体资格。因此，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享有主体资格的事实，同样不是否定而是肯定了主体资格和意思能力联系在一起。
祁克还提出：共同意思的结合便成为团体的意思。团体具有独立的意思，对外表现为主体，具有“单一性”；对内为多数人的结合，权利义务仍归各成员，具有“多样性”。
祁克这些论述，可以说已经走到了揭示“法人本质”的门槛，但终究没有跨过去。是否诞生一个法人，关键不在于是否有共同意志或团体意志，也不在于是否有独立意志??意志总是独立的??关键在于团体成员的共同意志是否转化为单一意志。如果团体成员的共同意志没有转化为单一意志，那么，团体各成员的意志各以成员各自的人身为载体。这一团体是主体的集合，本身不是主体。如果转化为单一意志，那么，这一意志就享有法律上的存在资格，成为法律上的拟制意志，其载体就成为法律上的拟制主体的人身。不区分团体的共同意志和单一意志，实际上没有涉及法人的本质。
所以，从法理上说，有限公司享有法律上的主体资格，是法人；合伙、无限公司不享有法律上的主体资格，不是法人；两合公司由无限责任股东和有限责任股东组成，不同责任股东的共同意志没有转化为单一意志，不享有法律上的主体资格，不是法人。
顺便指出，论述人格、法人的文章、著作，经常有“独立意志”、“独立人格”、“人格独立”、“独立法人”等提法。其实，意志本来就是独立的，不独立不成其为意志。法人的核心是拟制意志。因此，“独立意志”、“独立法人”用语重复。所谓有“独立意志”，应表述为有意志或有自己的意志；所谓是“独立法人”，应表述为是法人。人格是一种资格。资格只有有和无，完全和不完全的区别，没有独立和不独立的区别。“独立人格”、“人格独立”的提法也有语病。所谓有“独立人格”，应表述为有人格；所谓“人格独立”，可表述为有人格，或“身份独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法人的意志是拟制的，这一意志的载体也是拟制的。《民法新论》认为：“‘拟制说’深受罗马法所贯彻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奉行‘权利和义务之主体，仅以自然人为限’，认为只有自然人才是权利主体，而法人不过是法律的拟制，这种规定不仅不适合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自然人享有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同样是法律赋予的，为什么法律赋予自然人的主体地位不能称为‘拟制’，而法律赋予法人的主体地位就要称为‘拟制’呢？”这里的推理过程有些勉强。所谓“拟制”，就是仿制。很明显，视自然人为人，从而确认其人的资格，是承认事实，尊重事实，不存在什么“拟制”问题；而将共同意志视为单一意志，将其载体视为人身，那就只能是“拟制”了。两者不可并论。
现在可以讨论所谓的“政企分开”问题了。“政企分开”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国有企业不受政府管理，还是国有企业不受国家管理？既然法人的核心是拟制意志，如果法律确认国有企业享有法人资格，其核心就只能是企业法人代表的意志，而企业的法人代表又由国家任命，应该是国家意志的代表，企业形式上是企业法人代表的意志的载体，实质上则应该是国家意志的载体。如果“政企分开”指国有企业不受政府管理，那就意味着企业法人的意志与政府意志资格平等，类似司法与行政的关系。否则，如果企业法人代表是政府的聘员或下属，或者，虽非聘员或下属，但必须由政府任免，那么，企业法人意志与政府意志必然是从属关系，所谓“政企分开”只能是一句空话。如果“政企分开”指国有企业不受国家管理，那就十分荒谬了。因此，即使国有企业意志与政府意志资格平等，国有企业仍只能由国家管理，换句话说，国家不通过政府，也会通过其他途径管理国有企业。如果国家通过政府没有管理好国有企业，至少现在还没有根据认为，国家通过其他途径就能管理好国有企业。由于国家既是全社会经济活动管理者，又是民事活动中国有企业一方投资者，具有双重身份，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从政府外寻找一条国家管理国有企业的途径，而在于国家能否处理好两种身份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