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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条件不起诉是裁量不起诉的一种特定形式，是指检察机关对移送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根据其犯罪行为和人身危险性，认为不起诉更有利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在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同时附加一定条件，当被不起诉人满足这些条件并履行完毕时，不起诉决定即生效，追诉活动便到此终止的一种刑事不起诉制度。修改后刑诉法在第二百七十一条至二百七十三条中首次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程序，这是对我国当代刑事起诉制度的一个突破性立法，也是对近十多年来公诉制度改革实践的一个归纳和总结。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在不断改变传统的严厉性、机械性，朝着宽缓、理性的方向发展。

　　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从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所附条件的内容、适用的基本程序以及必要的监督和救济机制等几个方面，提出一些构想和建议，以期为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司法运作提供参考。

　　一、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前提条件和控制范围

　　作为一种裁量不起诉形式，附条件不起诉是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运用于不起诉案件的具体表现，是裁量权与不起诉权的有机结合。附条件不起诉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的附条件性，这一特点自然将它与法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酌定不起诉、暂缓不起诉等区别开来。最为明显的是，附条件不起诉是国家在保留刑罚权的前提下，由检察机关作出的对刑罚处罚权的有条件放弃，因此，它与法律明确规定放弃处罚权的法定不起诉是有较大区别的。它与酌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也存在区别。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并不必然要求附带条件，而在附条件不起诉中，所附条件是否具备决定着不起诉能否最终实现。此外，它与暂缓不起诉也是有区别的，后者主要表现在一个“缓”字上，而不是体现在“附条件”方面。可见，用其他任何一种裁量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来替代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都无法使这一制度达到圆满、准确、合理的应用，必须根据法律的明确规定以其自身的基本要求来确定应当适用的前提条件。笔者认为，对未成年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处理的案件，至少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其一，案件达到了构成犯罪的标准，即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中各条所规定具体犯罪的构成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基本犯罪事实已经查清，主要证据确实充分，被不起诉人实施的行为在刑法上已经符合犯罪构成的标准。符合犯罪构成的标准，说明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已经达到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个罪标准，在定罪方面已经不成问题。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符合起诉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该条的立法旨意就在于明确要求对依照。附条件不起诉处理的案件必须是构成犯罪的案件。

　　其二，具有悔罪表现。悔罪表现是一个抽象性的问题，试图在立法中设定一个准确无误的标准是很困难的，而且司法实践中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参考细则。笔者认为，对犯罪分子悔罪表现的观察，主要应当立足于考察犯罪后行为人的主观态度。行为人的主观认罪态度是在内心开始醒悟自己的错误后所作出的行为选择。如果行为人虽然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但没有任何具体的悔罪表现，说明他还没有最后决意真正悔罪，司法实践中也无法判断他是否确实悔罪。司法实践中在认定犯罪行为是否具有悔罪表现时，主要是根据行为人犯罪后的以下表现来确认：是否自动投案；是否具有自首、立功表现；能否主动坦白认罪，配合侦查、检察机关处理案件；是否自动消除由于犯罪行为而产生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等若干方面。

　　其三，没必要考虑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等因素。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只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属于可能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有悔罪表现的情况，都可以附条件不起诉。所以，对这些轻微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在考虑对其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时，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需要纳入考虑范围。

　　其四，需要考虑来自侦查机关和被害人的要求和意见。对未成年人实行附条件不起诉，其价值取向在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促使司法活动朝着现代文明、轻缓的方向发展。从侦查机关方面看，除了在附条件不起诉作出时需要参酌侦查机关移交起诉的意见外，还应当设置专门的程序来征询侦查机关的意见，并且将其意见附录于公诉案卷之中。从被害人方面看，主要是考察被害方对附条件不起诉案件所持的态度。在一些由于加害人的犯罪行为造成被害方严重伤害的案件中，检察机关还应当从立足实现附条件不起诉的努力出发，动员或促使加害人主动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通过真诚的悔罪态度取得被害人的谅解。笔者认为，还可以参酌刑事案件和解程序中的做法，让被不起诉人与被害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使被害人的合理要求得到实现，保证附条件不起诉程序的正常进行。

　　二、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基本程序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程序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个片段，它必须遵循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程序要求，在特定的范围内履行正当化的程序。

　　（一）听证程序

　　所谓听证程序，是指刑事诉讼中的执法部门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公正合理地适用法律，在作出处理决定前通过公开举行由有关利害关系人参加的听证会方式，达到广泛听取社会各方意见的一种特定程序。检察机关在对未成年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之前，是否应当实行听证，理论和实践中存在赞成与否定的两种不同观点。笔者认为，在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前，设置一个听证程序是必要的。因为在我国公诉程序中，对检察官起诉权的司法制约较为薄弱，甚至没有一个法定公开审查程序。如果在决定起诉前设置公开的听证程序来实行监督性的审查，具有程序上的一定合理性。当然，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适用听证程序，该程序并不是每一个案件都必须具备的。对于那些复杂、影响面广、有较大争议的案件，通过实施听证程序，可以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发扬司法民主，有效防止裁量不公。

　　（二）决定程序

　　决定程序是实施附条件不起诉的中心环节，诉讼参与各方围绕不起诉问题所做出的努力，都将通过决定程序得出实质性的结论。检察机关通过对案件进行审查，包括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以及侦查机关、社区等进行协商，或者举行听证会等程序后，认为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原本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具有悔罪表现，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时，按照现行检察机关内部的案件审批和讨论程序，对案件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对于案情复杂，涉及罪与非罪认定有分歧，以及是否应当附条件不起诉争议较大的案件，承办人还应当报请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对于决定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制作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书，并按照法定程序送达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侦查机关、社区，并抄送有关的机关或单位。

　　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作出后，侦查机关没有提出复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没有提出异议，被害人也没有申诉和提起自诉的，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即发生法律效力。关于强制措施问题，笔者认为，对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在决定对其实施附条件不起诉但最后决定尚未作出生效之前，可以变更强制措施，也可以直接取消强制措施。

　　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三条规定，尽管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已经作出并发生了法律效力，但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决定已经不可变更。事实上，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由于其所“附条件”在一定时间内的不确定性，犯罪嫌疑人是否最终被不起诉还要由其履行附带条件的情况来决定。如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没有违反治安管理规定或者其他监督管理规定，没有故意犯罪或者发现决定附条件不起诉以前还有其他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考验期满，亦即终止诉讼程序；反之，经查证属实，应撤销不起诉决定继续进行追诉。

　　（三）考察程序

　　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实行附条件不起诉必须设置一定的考验期，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为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在这一考验期内，被不起诉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按照考察机关的要求接受矫治和教育。

　　三、附条件不起诉所附条件的主要内容

　　修改后刑诉法并没有对附条件不起诉程序中应当附带哪些条件作出明确规定，而仅笼统地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可以采取附条件不起诉。立法作出这样规定的原因，主要是附条件的范围非常广泛，而且司法实践中对于附加条件问题也没有作出完整的总结和概括，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笔者认为，附条件不起诉中所谓“附条件”，主要是为了保证不起诉决定得到切实有效履行所作出的针对犯罪嫌疑人的约束性条件。归纳起来，应包括以下几项：

　　（一）悔罪保证事项

　　虽然检察官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时必须首先考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悔罪表现，但其心理状况是在不断变化的，如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承诺悔罪后又即行翻悔，这种悔罪后的态度在法律上是没有实质性作用的。所以，设立一定的悔罪保证事项是不可缺少的。应当把“悔罪保证”作为“附条件”的基本内容之一，这样才能促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从根本上愿意改过自新。特别是那些主观上具有过错的故意犯罪，更应当注重观察他们在考察期间的认识态度。悔罪保证的形式，可以采用书面的或口头的，口头保证应当由办案人员作好笔录后交被不起诉人阅读认可并签名。

　　（二）遵守考察纪律、履行人身危险性限定事项

　　如果没有必要的限制性条件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进行约束，附条件的优势和特点就得不到很好体现，附条件不起诉程序也失去了应有的保障。遵守考察纪律，主要是围绕修改后刑诉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所规定的各项内容进行，其中包括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接受监管人的考察、走访；定期向监督机关汇报活动情况，未经考察机关批准，不得改变住所、职业或者离开居所的县市；保证检察机关随传随到；不得对被害人、证人进行打击报复，妨害作证。所谓人身危险性限定事项，主要包括：不得去被禁止去的地方，不与其他犯罪人密切交往，不从事被禁止的职业和行业业务，接受应有的治疗和检查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得实施新的犯罪，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监督管理规定。当然，上述应当遵守的考察纪律和人身危险性限定性事项并不是针对每个被不起诉人都要逐项使用，而是检察机关在具体应用过程中来选择适用。

　　（三）取得被害人谅解

王林清/杨心忠 最高人民法院


保险代位求偿制度是保险法中损失补偿原则的派生制度，是一项设计十分精巧的法律制度，在各国保险法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一些保险业发达的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关于保险代位求偿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已经非常成熟。由于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时间较短，整个行业仍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对于保险代位求偿制度，我国理论研究不够深入，业务实践也不够成熟，立法司法也相对滞后。本文着重对代位求偿权行使过程中出现的限制事由进行分析，包括行使名义限制、行使对象限制、行使金额限制以及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弃权等一系列法律限制和自我限制，以期完善代位求偿制度的法律体系，使代位求偿制度能够健康发展并逐渐发挥其作用。

一、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名义的限制

早期保险人均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但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以及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现在许多国家承认保险人既可以自己的名义，也可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向第三人请求给付。英国的保险判例认为，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后，原则上只能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请求第三者赔偿。[1]根据《英国财产法》第136条的规定，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以法定形式转让给保险人的，保险人在给付保险金后，可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保险代位权，但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没有以法定形式转让给保险人的，保险人不得以自己的名义而只能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行使保险代位权。可见，对于代位求偿权的移转英国似乎采取请求代位主义，而非当然代位主义。因此，在被保险人尚未以法定形式将其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让与保险人时，债权还未发生转移，保险人还不是赔偿权利人，因此，其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而在被保险人为法定的让与行为之后，保险人取得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成为此权利的主体，因此，其自可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自己的权利。这也是《英国财产法》以被保险人是否履行法定的债权转让形式而作出区分规定的原因。我国《保险法》对保险人应以何人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无明确的规定。我们认为，代位求偿权在本质上是债权转让，是债的主体的变更，代位权一经产生，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便移转与保险人，保险人成为此权利的主体，因此，保险人自得以其自己的名义行使。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94条、95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5条等即明确规定在诉讼时，保险人应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其对第三人的代位求偿权。从上述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的内容可以看出，我国立法倾向是保险人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第三人（债务人）请求或提起诉讼或仲裁的代位求偿方式。保险人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更符合我国的诉讼实践。

二、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对象的限制

保险人行使其代位求偿权的，应当向因造成标的物损害而引起保险事故发生的第三人求偿，即应当向在债权转让之前对被保险人具有损害赔偿义务的第三人请求赔偿。但是，第三人的范围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各国一般都禁止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追偿，否则，将不能实现财产保险损害填补之目的。因为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组成人员与被保险人具有密切的联系，被保险人组成人员造成的损失常须由被保险人来承担责任，而被保险人家庭成员间密切的人身关系常常决定了其财产上的密切联系，它们在经济上息息相关。一般来说，被保险人受到损失的，其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失，反之亦然。如果允许保险人在赔偿后可向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追偿，实际上是又向被保险人索回了赔偿，等于让被保险人自己承担损失，无法实现保险的目的。而在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故意造成保险事故的情况下，则不影响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我国《保险法》第62条规定：“除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故意造成本法第60条第1款规定的保险事故外，保险人不得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对于家庭成员的范围，由于《保险法》未作明确规定，容易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我们认为，对于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与把握，对其可以界定为：与被保险人共同生活在一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连续性，且相互间进行扶养、扶助或赡养的成员。由于家庭成员与近亲属之间具有一定的交叉和重叠，对于在血缘上具有同源关系的自然血亲，如伯、叔、姑与侄、侄女，舅、姨与甥、甥女，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等，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也应当作为家庭成员来对待。对于被保险人的组成成员，则应作狭义的理解，指为被保险人的利益或者接受被保险人的委托或者与被保险人有某种特殊法律关系而进行活动的人，包括被保险人的雇佣人员、合伙人和代理人等，这部分人常是代替被保险人履行行为的人，其履行职务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由被保险人承担责任，所以保险人不能向其求偿。

三、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金额的限制

代位求偿权的范围不得超过保险人给付的保险金。代位求偿权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于防止被保险人获得双重利益。对于保险人已赔付的部分，被保险人相应部分的损失已得到填补，就该部分损失，其不得再向第三人要求赔偿，保险人在其赔偿范围内，取得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否则，保险人将构成不当得利。如果保险人从第三人处取得的赔偿金超出了其已支付的保险金，保险人应将超出部分返还给被保险人。因为对第三人请求赔偿本是被保险人的权利，保险人仅在其已支付的保险金范围内取得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其支付范围内的赔偿请求权仍应由被保险人享有，所以，保险人取得的超过其赔偿金范围的数额应退还给被保险人。第三人也可基于不当得利要求其返还。我国《保险法》第60条、《海商法》第254条对此作出规定。

我国《保险法》第60条第3款规定：“保险人依照本条第1款规定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不影响被保险人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可向第三人请求其未受补偿的部分，保险人可基于其代位求偿权要求第三人为相应的给付。如果第三人的清偿能力难以同时满足被保险人的继续求偿权和保险人的代位权时，是优先满足被保险人的继续求偿权还是保险人的代位权？我们认为，从保险的功能和作用来看，优先实现被保险人的继续求偿权更符合立法本意。保险人只能在被保险人获得全部损失补偿后，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第三人行使代位权，除非保险合同中适用了比例分摊的条款。[2]

四、保险人的弃权对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限制

（一）保险人放弃代位求偿权的原因分析

保险人放弃代位求偿权往往有以下几种原因：1.因利益冲突而放弃。比如说，在责任保险市场发达的国家，追偿主要是在保险公司之间进行，因此保险公司不能只考虑追偿收益而不考虑追偿责任，追偿收益和追偿责任相互抵消后，只是在原地打了个转。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许多国家的保险公司通过协议约定互相不进行追偿，比如英国和加拿大，汽车保险人之间达成的“撞撞协议”，是指保险人之间的协议，双方同意不管依各自的保单各自的被保险人是否有权获得保险金，保险人都予以理赔，并尽力劝阻各自的被保险人不要向对方提出索赔。2.因利害关系的影响而放弃。比如追偿成本支出较大，追偿产生的费用可能超过可得利益，为了避免“赢了官司赔了钱”的尴尬局面，或考虑到应保持与有关方面的良好关系等等，保险人往往会放弃代位求偿权。3.因保险人法律观念淡薄而放弃。目前在国内保险业务中代位求偿十分不受重视，很多保险公司尚未成立专门的代位追偿部门，也未把代位求偿结果列入保险业经营考核指标，这都不利于代位求偿权的行使。

（二）保险人放弃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条件

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之后，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下保险人便取得了保险代位求偿权。保险人取得了从被保险人转移而来的向第三人的债权请求权。对于该项权利，保险人在不影响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权利前提下，可以对其享有的保险代位求偿权进行自由的处分甚至放弃，法律无需加以限制。保险人可以放弃期待中的代位求偿权也可以放弃现实中的代位求偿权。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时，法律赋予了保险人将来条件成就情况下行使代位求偿权的可能，这种权利便是期待下的保险代位求偿权。保险人可以通过合同的约定或订立特别协议，与被保险人协议约定放弃其期待下的保险代位求偿权。如果这样，在保险事故由第三人造成的情况下，保险人即使已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金，也再无权向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偿权。若保险事故是由第三人造成，并且保险人已经向被保险人支付了保险赔偿金，其便取得了向第三人代位求偿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立即付诸实现，因此是现实中的代位求偿权，这种权利保险人同样可以放弃。不过，不论是期待下的还是现实中的代位求偿权，保险人要想放弃，需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保险人放弃代位求偿权的行为不能违反法律规定，不能损害公共利益。也就是说，保险人放弃的权利必须是法律允许放弃的权利，保险人不得因放弃该项权利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第二，保险人必须是自愿放弃行使代位求偿权。弃权行为是保险人对自己所享有权利的自由处分，保险人的意思表示需要真实。如果保险人在受欺诈或胁迫等情形下作出放弃代位求偿权的意思表示，此意思表示不能认为是真实的，该弃权行为无效；第三，保险人需要无保留地放弃代位求偿权。如果保险人在放弃代位求偿权时作出保留，则其仍可能对第三者行使代位求偿权。

（三）应避免保险代位求偿权的不合理放弃

保险人放弃代位求偿权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一是使致害第三人逃避了相关的民事责任，无形中纵容了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等；二是阻却保险公司自身效益的提高。之前我国保险市场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进行垄断经营，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和我国金融业市场对外开放的加剧，保险业的竞争日益激烈，代位求偿逐渐显示出了其优越性，能够为保险公司带来更多利润。尤其是在涉外业务中，保险代位求偿已发挥了较大作用。原因是涉外财产保险代位求偿数额巨大，不追偿就可能严重影响保险业的发展。然而国内保险业务代位求偿受重视程度仍然不高。鉴于放弃代位求偿权行使产生的诸多不利影响，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格外重视代位求偿权的存在，提高代位求偿的意识，维护代位求偿制度的行使，这样不仅能够使保险人从中获得利润，也能促进代位求偿制度的健康发展，达到多赢的效果。

五、被保险人的弃权对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限制

保险代位求偿制度中保险人享有并不优于被保险人原有的对第三人的权利，若该权利存在“瑕疵”，如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或与第三人就赔偿数额达成和解，则第三人的抗辩权不因债权的转移而受到影响，仍可以对抗被保险人的理由对抗保险人。在此情况下，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有损害或丧失的危险。所以法律从后果的角度，对被保险人权利放弃行为作出了限制性规定。

（一）保险合同订立前的弃权

保险合同订立前，被保险人与第三人达成免责条款，此时因为还不存在保险合同，故与保险代位求偿权无涉，其弃权行为有效。第三人因此可以取得对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抗辩事由。

问题是，保险人能否因此对抗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的保险赔偿金给付请求权，我国法律对此没有规定。理论上则认为，在保险合同成立前，被保险人预先放弃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保险人已知或应知其事实，保险人应受被保险人放弃赔偿请求权的约束。[3]在发生保险事故后，第三人因为被保险人预先放弃赔偿请求权而取得之利益，可以有效对抗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保险人应当向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具体到实践中，又有以下四种情形。

1.保险合同的明确约定。对于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前放弃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的行为，保险合同对其后果已有约定的，应依照其约定来确定保险责任的大小及有无。如保险合同明确约定在此情况下保险人可以减扣部分保险金的或者保险人声明被保险人的此放弃行为对保险人无效的，该约定应具有溯及力，保险人可依照约定行事。

2.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如果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前放弃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没有明确约定，而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询问投保人该事实时，投保人没有如实告知，那么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可以以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如果投保人如实告知的，保险人可根据告知的情况，决定是否承保及是否提高保险费率。

3.被保险人的恶意。保险人若能举证被保险人在订立合同前对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有恶意，即故意以损害保险人代位权为目的的，保险人则可以对抗被保险人的保险赔偿金给付请求权。

4.保险人已知的事实。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经知道被保险人放弃的事实或在通常业务中知道或应该知道存在此种条款的，则应承担保险责任。如在海上货物运输方面，各国普遍承认承运人非完全过失责任制，对于航海过失和管理船舶过失造成的货损，承运人是免责的。另外，在国际上船舶拖航合同中几乎毫无例外地约定，拖轮、引航员对任何损失不负责任。对此类条款，被保险人无须告知保险人，也不能因此视为被保险人损害保险人的保险代位求偿权。[4]